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员

■陈履生高考当年的素描习作

　　■收藏周刊记者 陈福香

　　考“写生”时，一进考场，就看到一男一女两位据说是南艺的监考老师。那位男老师的白发，至今都在我的脑海里，这是我当时所认定的教授的标准形象。因为此前看过电影《决裂》里讲马尾巴功能的那位教授，知道教授大致都是如此。不过眼前的这位南艺的老师，虽然不知姓名，感觉上要比那位研究马尾巴的教授更有风度。女老师个子不高，像母亲那样慈眉善目。他们大致说了纪律和要求，这时候我才知道是“写生”是画眼前的花。

　　实际上，一进教室就看到考场内有几盆说不上名字的花。但一听说要画眼前的花，一下子就懵了，因为从来都没有见过，这可难为了我这个从小县城来的人。按理说，就我父亲在扬中岛上莳弄花的名声，应该不会陌生。在方圆不到一公里的县城边上，我的家里有一个小花园，父亲几乎把他的业余爱好都倾注在这里。他有一株最为得意的梅花，还有各种品牌的月季花，这都是他的最爱。当然，在我家的花园里还有一些其他品种的花，包括万年青和天竺。万年青和天竺在扬中具有特别的意义，造房子时房子上梁，送礼的礼盒里要放万年青；给老人家祝寿做花团子（扬中人叫“花圆子”），上面要插一柄天竺叶。可以说，我是看着父亲莳弄花长大的。

　　我家花园内花的品种数量是全县最多的，而且远近闻名。实际上，这里所谓的“最多”也是非常有限，我在写生考试中遇到的尴尬，就是很好的说明。所以，养花的人并不多，家里有花园也极少。而我一直不解的是，父亲的这一兴趣从何而来？因为我爷爷对此则兴趣索然。爷爷种他的丝瓜和蔬菜，比较务实。不仅自食其力，而且贴补家用。他们父子之间经常也有争地的问题，不过他们有默契，从来没有见过有相争的情况。那时候，家里还是经常有一些喜欢花的人来参观，和我父亲交流。每每看到此情此景，我都为父亲感到骄傲。

　　所以，当我看到考场内这种不知名的花时，立即想到我父亲的不足。没有办法，只好硬着头皮、稀里糊涂地画完写生。当然，我还是按照规律画出了此花的结构以及形态。实际上，不知道花的名字并不影响表现，很多画家也经常画一些陌生的花。但是，画自己熟悉的总比画陌生的要好，因为这是考试。回到家后，我把花的形状给父亲做了比划，父亲告诉我那是“夹竹桃”，并于不久就买了一株栽到了花园里。至今这棵夹竹桃在我家祖宅地上也已经有了40年，粗壮硕大，像一棵树一样。

　　那一年的创作试题是《俏也不争春》，这是取材于毛泽东《咏梅》词中的一句话——“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对我们来说是再熟悉不过。此前，在全国美展里有一幅关山月先生同名的作品，满纸都是红梅。关山月先生这幅画在当时非常有名，几乎是花鸟画的样板，其印刷品也是到处可见。因此，我知道考试要切题不仅要画梅花，还要画红梅。实际上，我也是从来没有见过红梅，而我家的那梅花是黄色的腊梅。无疑，在那个时代，如果画黄色的腊梅，没有革命的色彩是不行的，我心里是这么想，事实上可能也是如此，毕竟这是改革开放之初。所以，我在一个竖构图的画面中，构想了一个两边都是冰封的悬崖峭壁这样一个构图，从左边的峭壁上往右生出一株红梅。用的是水粉，有点装饰的趣味。因为考的是“工艺”，好像应该有点“工艺”的味道。后来，我曾经复制了这一画面，贴在自家三门橱中间的位置上，告诉家人和朋友，我就是靠这张画、靠这株梅花考上大学的。或许这就是我的梅花之源。

　　当时，那张录取通知书差不多都要被捏出汗来。太意外了，感觉到是心想事成，却忘记了此前的艰苦努力。因为这张纸，我从扬中电子仪器厂变成了当红的大学生，走进了“黄瓜园”。进校之后，经打听，那位男的监考老师叫“戈玮”，是国画专业的；女老师叫“张嘉言”，是染织专业的。入学后，见到两位老师都当面向他们表示了感谢。没想到，张嘉言老师此后就是我的任课老师之一。她是谢海燕副校长的夫人，却一点没有夫人的做派。她带我们这些学生外出写生还经常剥一块糖给我们——“陈履生同学，请吃糖”，这是多么亲热啊，至今那个甜还在心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