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梵高为什么容易被中国人接受?

来源:新快报     2017年12月17日        版次:17    作者:顾森

■麦田群鸦

■星夜

■杏花

■弹钢琴的女人

一般而言,文化都有排他性。一种外来文化,不受到一些责难就得到认可,这种情况是罕见的。而梵高来到中国,就属这种罕见现象。在现代画家中,梵高或许是最易被中国人所接受的一个。在不知道梵高其人时,他能被理解;在对梵高的情况有所了解后,他就更能被理解。在中国,梵高其人其艺与这种东方文化氛围颇为协调,这里面似乎有一些无形的线,将梵高与东方文化连接起来。

由此使人得到启发,在当今的梵高研究热中,站在纯中国文化的角度上来理解梵高,也颇有价值。其意义就在于,在弄清梵高的画被中国人接受的真正原因的同时,也就发现了中国人自己根深蒂固的审美取向。

■顾森

似疯的状态本来就是中国艺术创作中的一种追求

有两类艺术对人最有吸引力,一种是充满了爱心的艺术,一种是充满了压抑和扭曲的艺术。前一种,在中国如五代两宋的山水画等,在外国如雷诺阿的女性、米勒的农民和柯罗的风景等,这些作品倾注了作者的全部感情,表达了他们对大自然和人类的深切的爱,至今看了还令人感动不已;后一种,即是梵高这类“狂人”的画。

梵高的惊世之作是不是在精神病发作时画的,在西方可能成为一个重要问题,在中国就不成其为问题。如果他的那些作品真是精神病发作时画的,他就会得到更多的尊重和理解。这种尊重和理解符合中国人的欣赏习惯。原因很简单,进入一种似疯的状态本来就是中国艺术创作中的一种追求。这种状态下创作出来的作品,因其强烈、真率,最能赢得人们的理解和好评。

“疯”在中国古代称为“狂”,艺术创作中的“狂”,在中国有很厚实的基础。这直接与对中国文化产生巨大影响的孔子和庄子这两个人有关。孔子对狂夫、狂言极为尊重,他认为“狂者进取”,即认为“狂”趋于善道,是志极高而行不掩之人的作为。

对中国艺术创作中“狂”风的形成,庄子真正起作用的是他“解衣般礴”的理论。此语出自《田子方》篇,与那些“受揖而立,甜笔和墨”的画师相比,这一个跑到房子内脱光衣服,叉着两腿坐着的画师,很有一种疯狂气。但正是这种人,不受世俗约束,神闲意定,心有主宰,才是真正的画家。庄子的“解衣般礴”除了在理论上提出一个完全进入自我状态的创作原则外,同时也包含了傲视一切、我行我素的画家品格。“解衣般礴”的理论及精神,与孔子的“狂者进取”的思想互为呼应,极大地影响了后代的艺术创作。

《麦田鸦群》强烈的画面语言,超过了一般人神经所能承受的限度

追求“狂”的创作状态,为什么被艺术家们视为最佳精神状态?其一是它符合艺术创作的特殊规律,其二是它还有很强的现实意义。简而言之,艺术家在这种状态下创作,既能超脱又能专注。

超脱。首先是摆脱世俗思想的约束,在“狂”这种精神状态下,艺术家往往失去的是他的社会属性,剩下的就是他自己。这时创造出来的东西,没有虚伪和掩饰,而是真情的流露。其次,是将时艺置之脑后。在某一种社会环境中,从题材、内容,到色调、笔法,往往有一个不成文的标准。这个标准有意无意在制约着画家。违背了这个标准,倒不仅仅是商品价值的下落,更主要的,是画家会被社会抛弃,使他的艺术生命的存在受到威胁。像库尔贝那样敢于向整个社会挑战的画家实在是百年难遇。但处于“狂”的精神状态下,画家就可以毫无顾忌或暂时忘却社会潮流而任性挥扫,产生一些令人耳目一新的艺术品。

专注。“狂”的精神状态,多半是一种高度兴奋的状态。由于这种状态割断了与世间的各种情结,排斥了别的欲望,就使得艺术创作成了唯一的追求,浓烈、态肆、激动人心的艺术品,也就会在这种情思如涌、精神专一的状态下被创造出来。从今天心理学的角度来看,“狂”的精神状态下,常常是潜意识的表现。这种被扭曲被压抑的人性,就会从人的意识深层浮露出来。潜意识的昭然于世,加上辅之以艺术的形式,必然表现出强烈的个性。因而这种艺术最能打动人,最能撞开人的心扉,使观看它的人心中波澜起伏。

梵高的《麦田鸦群》,强烈的画面语言,超过了一般人神经所能承受的限度,它不仅震动了欧文斯通,使他在《梵高传》中反复谈到群鸦飞舞的狂乱气氛,也让每一个看这张画的人受到震动而久久不能忘怀。

梵高和徐渭八大的画作一样,是超越时空的艺术

中国古代画家中,追求在“狂”的状态下创作者俯拾皆是。这些“狂”中,有真狂,有佯狂,而更多的,则是酒狂。

真狂者往往是因重大的挫折或被某一种突如其来的压力所造成,如明代的徐渭。徐渭诗、书、画、文皆绝,中年因故造成精神失常,几次自杀未遂,后又误杀妻子进过大牢。他常酣饮大醉作画,有时倾水墨于纸面,然后勾染成画,自题画云:“一涂一抹醉中嬉,醉里偶成豪健景。”他的这些使气狂笔而成的水墨画幅,表现出难以抑制的激情和充满了顽强的生命力。

佯狂即装疯,是一种寓抗争之意的自我保护手段。画家中以明末清初的朱耷(八大山人)的佯狂最为典型。朱耷为明王朝宗室,明亡后不愿与清统治者合作,出家为僧。如此仍免不了官府的“延请”,于是他只好走“佯狂”的路子。他撕毁并烧掉身上穿的僧袍,独自一人在城中乱跑乱闹,又哭又笑。这种行为,使他免掉了官府的纠缠,从此以后,他就以这种狂人行径来保护自己。八大山人经常在酒后为山僧贫民作画。他的画,清隽冷逸、雄健奔放,以其独特的章法、独特的笔墨、独特的立意而雄视千古。

南宋画家梁楷,行为狂放不羁,性嗜酒,号曰“梁疯子”。他酒后画画,处于高度的兴奋状态:“按图绝叫喜欲飞”,“醉后亦复成淋漓”。今天见到的梁楷写意人物画,洗练、潇洒、飘逸。以线为主者线条跃动不己;以墨为主者墨渖淋漓。如他的《泼墨仙人图》,满纸墨气袭人,以墨色浓淡变化造成视觉上的扑朔迷离,绝妙地表现出酒中仙人那种酒酣耳热、浑身蒸腾的特有精神状态。

梁楷、徐渭、八大、黄慎、石鲁这些画家,无论他们是真狂、佯狂、酒狂,他们的画,都是在一种排除外界干扰,专注而又兴奋的状态下创作出来的,有着强烈的艺术个性。这些画并不仅仅属于他们的同代人,更为重要的是,它们将超越时空而光披后世,它们的艺术价值,往往要经过相当一段时间后,才会被后人真正认识到。如果把梁楷、徐渭、八大、黄慎等人的画放到今天的画展中,这些画仍然会以其特有的艺术语言和艺术魅力而具有20世纪90年代的时代感。

由此使人想到梵高,他的画生前不为时人所重,死后才慢慢引起注意。时至今日,梵高因其艺术而成为他同代人中最光彩夺目的画家,同时,他的画也成为国际收藏家竞相争购的对象,画价已达令人瞠目结舌的地步。这些刚好证明梵高这个“狂人”的画,也和徐渭、八大等人的画一样,是超越时空的艺术。

(原文载于1990年10月28日《文艺研究》,有删节)

■卧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