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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致诚 乾隆射箭图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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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鱓 芭蕉竹石图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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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原祁 丹台春晓图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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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启蒙 十骏犬图 |
■收藏周刊记者 梁志钦 马国贤极力表现 水墨的技法特色 1762年，郎世宁、王致诚、艾启蒙、安德烈等在乾隆的旨意下，参与绘制了奏凯图，共16幅图画。三年后，乾隆皇帝命郎世宁等将军功战争绘画复制成墨稿画送往欧洲以制作铜版画，当这些画送往法国时，法兰西学院院长马里尼见到画稿后，写信给王致诚，说他的画稿非常有中国风格。这个评语让王致诚非常满意，毕竟他也承认自己已经逐渐受到了中国文化的影响。 1711年，马国贤到达北京不久，便受康熙皇帝之命用油画画中国山水，尽管他曾在信中表达自己可能并不能胜任此项工作，但事实，康熙却倍感满意，并命他镌刻雕版。在他自己准备了印刷机之后，康熙甚为欢喜，便又要求马国贤根据宫廷画家绘制的承德避暑山庄风景画原稿制作36幅版画，在这批作品中，马国贤极力以纯真和巧妙的艺术魅力，表现出中国水墨毛笔画的某些技法特色。当这些版画后来在英格兰展出时，“对由肯特发起的英国园林设计的革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王致诚放弃擅长的油画技艺 而改用墨彩作画 王致诚是位擅长油画的画家, 出身于一个绘画世家。他来到中国担任宫廷画师后, 为适应东方民族的欣赏习惯, 多少放弃了原先所擅长的油画技艺, 而改用墨彩作画。从目前保存在北京故宫博物院的《十骏马图》册上, 可以看到他扎实的素描功底和娴熟运用毛笔的能力。 王致诚在1743年11月的信中写道，他主要是在绢帛上画水彩画，或在玻璃上画油彩画，几乎不画欧洲风格的作品，只有在画“皇后、皇帝的兄弟们、其他有血缘关系的亲王和公主、皇帝的某些信臣和其他藩王”的肖像画时，才用欧洲手法。伦敦私人所藏的仕女图不仅强烈夸大仕女人像所占比例，而且对仕女脸部描绘的细致和逼真程度远远超过对两个侍女的描绘，说明这幅画是一幅仕女肖像画，而不仅仅是装饰组合画，虽然我们还不能肯定是否为王致诚所画。 1772年潘廷璋从巴黎来到北京，作为王致诚神父的继任。他于1812年或稍早在北京因年迈而默默无闻地去世。此外我们知道北京还有两位欧洲画家在宫廷供职：一位是1784年由罗马加扎利兹教会派往中国的德天赐,他是机械师、钟表师和画师，在北京工作了20年；另一位是贺清泰神父，他在北京一直居住到1814年。 西方油画里精致细腻的写实 无法跟中国画精神追求相吻合 在英国已故著名美术史家苏立文看来，西方绘画对于传统的中国画有一个致命缺点，这一点，在宫廷艺术家邹一桂的著作《小山画谱》“西洋画”条中作了如下总结： 西洋人善勾股法，故其绘画于阴阳远近，不差绪黍，所画人物屋树，皆有日影，其所用颜色与笔与中华绝异。布景由阔而狭，以三角量之。画宫室与墙壁，令人几欲走进。学者能参用一二，亦著体法，但笔法全无，虽工亦匠，故不入画品。 “笔法全无”，就是问题的关键所在。对追求诗书画三者合一的中国文人画家来说，西方油画里精致细腻的写实几乎无法跟中国画精神追求相吻合。 在当时的文人士大夫书画家中，已经逐渐形成了新的“个性派”，在发展传统文化特长时，体现出很大的创作自由。他们对西方绘画的冲击并没有体现出很强烈。十七世纪后期十八世纪前期，中国画家吴历，清楚地表达了对西洋画的看法。指出“我之画不取形似，不落窠臼，谓之神逸；彼全以阴阳向背形似窠臼上用工夫”。他还注意到了别的一些差异。因此在创作中，越到晚年，作品的传统功力越深厚。王原祁评他的画“别人若学他不成，仍不失为高品”。虽然他算不上一位“个性派”画家，可在面临外来冲击时，却没有因为其他的限制（如宫廷画家必须听命于皇帝的旨意与传教士画家合作之类）而失去风格选择上的自主性。 “扬州八怪”之一的李鱓，先在康熙朝中任画师，受命从蒋廷锡学山水。他转而攻花鸟，却因不喜欢宫廷趣味的工笔画法，最终回到扬州，走上了狂放的水墨大写意一路。李鱓与其他扬州画家们表现的个性风格，都不是横向借鉴西洋画。而是另在传统中寻找自解的出路，其中书法就出现了新的转机。郑燮的“六分半”画竹写兰，飘逸洒脱；金农的“漆书”勾枝点叶，古朴厚重；黄慎草书入画，一变人物画陈陈相因的呆滞笔法，而显得流畅自如……这便是“个性派”画家在西方绘画传入后产生的归属感。 与“个性派”比较接近层次，而又供职于朝中的“正统派”书画家，如张照、王原祁、邹一桂等，他们既受到皇帝的恩宠，又在广大的文人画家中深受重望。所以他们在西方画家进入宫廷从艺时，就起着总管的作用。康熙晚年令焦秉贞、冷枚等合作《万寿盛典图》，这些师学西洋画法的宫廷画家由王原祁统理。乾隆时，郎世宁、唐岱等人合作《幽风图》，张照用其标准的“馆阁体”题书贯气。严格地说，西洋画家就以他们为楷则。 当郎世宁画完《爱乌罕四骏图》后，弘历又让金廷标仿李公麟笔意加以修改，以强调传统的审美标准。所以，在张庚以好古者的眼光把焦秉贞等变通西洋法的作品称作“非为雅赏”时，沈宗骞干脆说：西洋法重日光，讲黑白效果，但其墨法，“亦非吾所谓用墨之道也”。在阵阵批评声中，一些宫廷肖像画家在发展变通西法的技艺方面，欧化更甚，因此就常常被视为俗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