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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篆书临石鼓文》轴,清,吴昌硕书 故宫博物院藏 |
■陈党(暨南大学文学博士、华南师大附属中学教师) 礼崩乐坏的东周,诸侯各自为政,文字刻写也呈现了个人意志趋势。秦始皇时,诰令文字按秦国统一的书体方式刻写,更是权力意志的体现。无论是甲骨文、金文等刻写形式,还是简牍等书写形式,都是文字的使用,因时因地都是有人的意志在左右着它的表达形态,文字的王性权威赫然在目。 石鼓文字尤为书家推重 夏商周文字生生不息刻写的诗性在于笔法。物象千姿百态,人文情怀郁郁芊芊,地理风物气象万千。道生万物,德育品类,这就是天然的奥妙玄远。 甲骨文的刻写风格大体可划分为五个时期:盘庚至武丁为第一期,大字气势磅礴,小字秀丽端庄。祖庚、祖甲时为第二期,字迹工整凝重,温润静穆。廪辛、康丁时为第三期,字迹趋向颓靡草率,常有颠倒错讹。武乙、文丁之世为第四期,字迹粗犷峭峻,欹侧多姿。帝乙、帝辛之世为第五期,字迹规整严肃,大字峻伟豪放,小字隽秀莹丽。在《殷契粹编?自序》中,郭沫若称赞说:“卜辞契于龟骨,其契之精而字之美,每令吾辈数千载后人神往。文字作风且因人因世而异。” 季维斋认为,周武革命,吉金之文渐成新式,乃已逊其淳朴厚道之意,如散氏盘、宗周钟,光而有曜;周公簋,廉而有节,降至东周,秦地之书,如石鼓以下,直而愈肆。在纷乱之中,秦代李斯用“玉箸篆”找到了大小篆整合的契机,规范点画偏旁,外方内圆,稳如古鼎;唐代李阳冰,改革小篆,增其圆媚劲逸,真正达到“婉而通”的“铁线篆”。 石鼓文向来为艺林所珍视,但北宋以后,帖学大兴,少人临之,直至清代中叶以后,考古尊碑之风复炽,石鼓文字,尤为书家推重。 学夏商周文字者历代人才辈出 夏商周文字刻写有篆籀之气,自秦以后,历代的书法家大都把秦篆奉为圭臬,不仅取修长的纵势为体貌,而且还在篆籀之笔中皆模仿藏锋敛毫,行笔中锋,收笔多垂露,笔画停匀,讲究对称,字形方整,结体疏松古拙。唐代后有南唐徐铉等;宋代有张谦仲等;元代有赵孟頫等;明代有徐霖等;降至清中叶后,有吴大徵、吴昌硕等;乃至近代有罗振玉、王褆等,各以篆书擅名一时。这些名家或师《石鼓》、或参钟鼎籀书,其篆书远超前秦情参钟鼎,而且笔法“中含浑劲”。 书不通篆,难以高古。汉《石门颂》、北魏《郑文公碑》被称“楷篆”,后世康有为、曾熙、李瑞清等多师之;颜真卿行书被称为“行篆”,后世黄庭坚、八大等继承之;怀素草书被称为“草篆”,后世黄庭坚、祝允明、傅山等多师法之。这些现象足以说明篆籀在各体中的影响。丰坊《书诀》云:“古大家之书,必通篆籀,然后结构淳古,使转劲逸。”这句话揭示了篆籀用笔是书法生存之道,是生命力的智慧延伸,道尽了篆法在书法中的美妙意蕴。 “中含浑劲”并非是“中锋用笔”所成,而是书家极活极圆之用笔,包括侧锋等,神明变化关乎个人。苏轼、黄庭坚和赵孟頫等称尊个中深意可堪琢磨,但他们书法成就是他们精深的文学修养的一种表现形式,与他们个人经历及当时社会背景对他们的书法艺术影响有关。他们书法的“文气”“书卷气”是他们学王颜、柳虞和《瘗鹤铭》等“中含浑劲”的夏商周笔法所化育,一般人无论如何是都无法单纯表面复制的,但只有得到他们的笔法,从汇通处识取才领会他们书法的真正所在。所以学苏黄赵的名家虽多,但大家甚少,而学夏商周则历代人才辈出。 总而言之,夏商周文字最具创造力与想象力,是一个充满魅力的“召唤结构”,等待着书学者对其点画规矩、谋篇布白和线条萦带等层次加以审美判断,于夏商周字体动静简泊之中获杳冥幽远之理。(摘选自陈党《夏商周称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