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蕃禺”铜鼎。西汉(公元前202-公元8年),1983年象岗南越王墓出土,西汉南越王博物馆藏。烹煮或盛食器。盖上有铭刻“蕃禺,少内”,腹部外壁铭刻“蕃禺,少内,容二斗二升”。“蕃禺”即番禺,初为秦时南海郡治,后为南越国都,是考察广州建城历史的重要物证。“少内”是秦汉时期管理宫廷府库的官员。 |
|
|
|
|
|
■熊饰踏跺。2006年南越国宫署遗址出土,南越王宫博物馆藏。建筑构件。踏跺即台阶,整体用宽大的空心砖砌成。此踏跺的侧面以浮雕手法装饰熊的形象。熊在古代是勇猛、祥瑞的象征,有学者认为,“熊”纹图案应为南越统治者借助中原汉文化的图案体现自己的威严、力量和意志的一种方式。 |
|
|
■方形铜烤炉。西汉,1983年象岗南越王墓出土,西汉南越王博物馆藏。南越王墓共发现烤炉3件。出土时,炉上均配备多种供烤炙用的配件,有悬炉用的铁链,烤肉用的长叉(双叉、三叉都有)、铁钎、铁钩。此件烤炉的炉壁上有4只乳猪,猪嘴朝上,说明烤炉的主要用途应是用于烧烤乳猪的。 |
|
|
■陶俑座灯(陶胡人俑灯)。西汉,1999年先烈南路大宝岗M5出土,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藏。灯具,又名托灯俑。广州西汉晚期墓中开始出现陶质托灯俑,东汉墓有更多发现,这些或头顶,或手托灯盘的俑,体貌特征与汉人迥然不同,被称为“胡人”。俑的形象皆跣足,多数深目高鼻,捏出或划出络腮鬍须,也有的宽鼻厚唇,有的带耳环,有的缠头巾,外貌及装扮体现了不同族属、人种的特征。广州汉墓出土的俑座灯位于主人棺具的前后处,很可能是汉代达官富人来自海外的家奴的形象,为其主人掌灯。 |
■收藏周刊记者 潘玮倩 通讯员 黄巧好 秦汉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时期,开创了中国古代社会的早期盛世,也为我们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奠定了重要基础。作为秦汉帝国的重要组成部分,岭南地区的社会、经济、文化在这一时期取得长足发展,实现空前繁荣。近年来,广东地区的考古工作取得了巨大成就,秦汉造船工场遗址、广州南越国宫署遗址、广州象岗第二代南越王墓以及大量汉代臣民墓葬等重要考古遗存的陆续发掘,揭示了许多珍贵历史文物,让人们有机会一睹两千多年前岭南历史文化的真实风貌。 8月10日,由中国国家博物馆和广州市文化广电旅游局主办,西汉南越王博物馆、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南汉二陵博物馆)、南越王宫博物馆协办的“海宇攸同——广州秦汉考古成果展”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开幕。该展览是首个在中国国家博物馆举办的广州考古成果专题展,展出广州地区出土的秦汉时期精品文物332件(套),包括一级文物38件、二级文物43件、三级文物53件,另外还有广州地区近年出土的汉代金饼、陶胡人俑灯、珠串、汉代陶鸮形五联罐等尚未定级的精美文物。展期至2021年11月9日。 1953年,配合城市建设,广州拉开大规模考古发掘研究工作序幕。秦汉考古是广州考古的重点工作。60余年来,考古工作者在广州市区先后发现了南越文王墓、南越国宫署遗址、南越国木构水闸遗址及大量汉代臣民墓葬。 南越文王墓是中国华南地区发现的规模最大、随葬品最丰富、墓主身份最高的汉代彩绘石室墓,被称为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国考古五大发现之一;南越国宫署遗址内出土了我国现存最早、保存最为完好的汉代宫苑遗迹,被誉为“广州历史文化名城的精华所在”;南越国木构水闸遗址是世界上迄今发现年代最早、规模最大、保存最完好的一处木构水闸遗址,反映了汉代的高超水利技术。在同一城区内同时发现保存较为完好的王宫及御苑、王陵和水利工程等系列汉代遗存,这在中国考古史上实属罕见。 由以上三处南越国考古遗存组成的“南越国遗迹”于2006年入选“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2012年,南越国宫署遗址、南越文王墓作为“广州海上丝绸之路史迹点”再次入选预备名单。除此以外,约2000座秦汉时期臣民墓葬的发现,为复原研究秦汉时期蕃禺的都市风貌、风俗民情及岭南文化的发展提供了重要实物资料。王宫、王陵、水闸和臣民墓葬,共同展示了秦汉时期广州(蕃禺)以至岭南地区的生动历史图景。 广州位于中国的南大门,为海上丝绸之路上两千年长盛不衰的重要港口城市,岭南文化兼收并蓄、勇于开拓、大胆革新、讲究务实的特点一直传承至今。正如展览名称“海宇攸同”所揭示的:地域文化是大一统文化的细节呈现。广州秦汉考古出土文物的集中展示,揭示了大一统视角下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过程。 【南域明珠】 秦汉帝国的繁华都会 广州(古称“番禺”),位于中国南方,扼珠江与南海之间的交通咽喉,是中国大陆通向东南亚、印度洋沿岸乃至欧洲和非洲的“南大门”。公元前214年,秦始皇统一岭南,开启了中央王朝对岭南的首次经略,促进了岭南社会经济的发展、各民族的融合以及南方海上交通线的开拓。秦末汉初,在南越统治者的苦心经营之下,岭南地区的经济、社会继续稳步发展。汉武帝时期,岭南地区再次成为中央王朝直接管辖的行政区域。经过秦汉帝国四百余年的积极经营与大力开发,岭南社会、经济取得了巨大发展,海上贸易和文化交流空前繁荣。广州迅速崛起成为海内外贸易的重要集散地和繁华的大都会,也成为秦汉帝国南域最耀眼的一颗明珠。 【四宇同光】 各种文化“美美与共” 秦汉统一王朝的建立对中国古代文明的形成与发展造成了深刻而悠久的影响。在中央集权政治的主导下,王朝主流汉文化光照四宇,各种区域文化则加速交流、融合,异彩纷呈的文化基因共同塑造了中华古代文明多元一体的面貌和格局。 秦汉时期,岭南地区的文化表现出显著的多元性、兼容性和一体性,源远流长的本地文化与中原王朝及周边文化在互动中走向融合、共存。此时,在岭南生活的民众,除了数十万中原移民之外,主要是本地越族居民。越族“各有种姓”,支系众多,较重要的部落有瓯越、南越、骆越等。汉越通婚、入境随俗、因地制宜等切合实际的制度和民族政策,为岭南地区的经济发展、文化交流和民族融合奠定了基础。成功的民族政策和繁荣的贸易交流使岭南地区的各种文化呈现出“美美与共”的良好互动模式。 【美食美器】 食在广州两千年 岭南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孕育了丰美富足的物产资源。秦汉时期,岭南地区农业发展迅速,饮食资源较此前得到了更大程度的开发,为岭南饮食文化的繁荣奠定了物质基础。 此时岭南人民已经开始运用水濡、火烹、烘烤、曝晒、烟熏、风干、冰镇、盐腌、发酵等多种手段烹饪美味佳肴。近年来,广州地区考古发现了大量秦汉时期的饮食文化器具,包括青铜、玉石、陶瓷、漆木等各种材质。透过考古发掘出土的各类饮食器具和相关遗迹,我们深切感受到——“食在广州两千年”。 【丝路序章】 海上丝路的东方起点 广州地处中国大陆的南方,位于珠江出海口,濒临南海。早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居于南海之滨的南越人祖先,就已利用舟楫之便,在东南沿海巡游并已涉足到太平洋群岛,从事季节性的生产活动。 秦平定岭南之后,建番禺城,为广州这一重要港口城市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西汉中期,汉武帝平定南越后,积极开展海外贸易,广州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东方起点,开启了持续两千多年不断繁荣发展的悠久历史。 近年来的考古发现,让我们对秦汉时期广州对外贸易、交流的许多细节有了更具体的了解。广州秦汉造船遗址的发现,表明当时中国已拥有庞大的造船工业和先进的造船技术;南越国宫署遗址出土的石构建筑与西方建筑有相似之处;广州汉墓中出土了大量的熏炉,其中焚燃的香料主要来自海外;南越王墓的银盒、焊珠金饰、乳香、非洲象牙等都是极富特色的早期海外舶来品。南越贵族墓葬中大量出现的托灯胡人俑和玻璃饰品,也是海外交通贸易活动的重要物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