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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井里汶沉船出水的中国瓷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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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井里汶沉船出水的越窑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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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石号沉船出水的青花瓷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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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井里汶沉船出水白釉盘口瓶 |
10世纪后半叶，五代十国至北宋早期，一艘装载着超过30万件中国越窑青瓷的商船，在印度尼西亚爪哇北岸井里汶外海附近沉没。数量极其庞大、工艺极其精美的出水文物，结合较早前的黑石号、印坦沉船的信息对比，让我们得以一窥越窑瓷器在早期海上贸易中的地位“升级”，以及沿海重要港口的“排行榜”变化。 ■收藏周刊记者 潘玮倩 通讯员 穗文考 49万余件出水遗物 中国瓷器占75％ 2021年11月17日下午，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陶瓷考古与艺术研究所所长秦大树教授，应邀来到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在南汉二陵博物馆多功能报告厅，做了题为《井里汶沉船的发现与相关问题讨论》学术讲座。此次讲座是“考古广州·名家讲坛”2021年第9讲，由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与魏峻工作室共同举办。 井里汶沉船上，最多的文物，就是中国瓷器—— 49万余件出水遗物中，中国瓷器就占了75％，“其中除了少量白瓷器以外，绝大部分是越窑青瓷器，数量应在30万件以上”。 而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一条商船出水49万余件遗物，其“船货来源覆盖面积之大，货物种类之丰富，在所有的沉船当中也是十分少见的”。 我们来看看这条沉船的具体信息—— 秦大树在讲座中介绍，沉船遗址的发掘，在爪哇北岸井里汶外海100海里54米深的水下进行，从2003年开始，至2005年10月结束。发掘工作由印尼的有关机构与西方的水下考古机构合作进行。“2006年3月，我们首次组织了对井里汶沉船的学术考察。”他说。 井里汶沉船的出水遗物除瓷器外，还有大量铅钱铜币，数目不详的银锭，成批铜镜、铁锭、铁锚、漆器，大批小口深腹陶罐。另有来自马来半岛的大量锡锭、锡条形货币、锡矛形器，来自泰国的细陶军持，来自中东叙利亚或波斯的数百件玻璃香水瓶 （有的内含凝固的残渣），来自阿富汗或缅甸的一吨青金石原料，来自斯里兰卡的数百枚红蓝宝石等等，“几乎包括了从中国南海到印度洋地区贸易圈内的各式遗物，亦有内陆地区阿富汗或缅甸来的货物”。 越窑生产顶峰 应在10世纪中后期 出水的49万余件遗物中，精美绝伦的超30万件越窑，是最瞩目的部分。讲座上，秦大树半开玩笑地说，几乎件件都达到了秘色瓷的水准。 秘色瓷，越窑中的大名鼎鼎者，为人所熟知，最早是在晚唐时。当时诗人陆龟蒙在诗篇《秘色越器》中写过一句：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 那井里汶沉船上超过30万件的越窑瓷器，它们的年代又是何时呢？ “由于（船上）其中一只越窑刻花莲瓣碗上的‘戊辰’划刻纪年（968年），加之与其它考古材料的对比，我们大体可以将这批出水瓷器的年代定在10世纪后期。” 北宋于公元960年由赵匡胤建立。《宋史》卷四八〇《世家三·吴越钱氏世家》中，记载了太平兴国三年（978年），钱俶一次就向北宋王朝贡“越器五万事”，加上“金扣越器百五十事”。公元978年，吴越王钱俶，一次性向北宋王朝进贡了五万件越窑，另外还有珍贵的带有金银装饰的瓷器150件。 类似的进奉瓷器的记载还有多条。从“普通越窑贡品”和“金银饰越窑贡品”的进贡比例推测，秦大树说：“如果按前述《宋史》所记的进贡比例，在北宋初期太祖、太宗两朝，吴越国所进奉的越窑瓷器数量即可逾200万件，这些进奉的瓷器又是从越窑生产的全部瓷器中精选而出，可见当时越窑瓷器的产量会是多么大。” “由此，我们似可得出结论，越窑的生产顶峰时期应该在10世纪中后期。” “然而，除了窑址上可见大量的窑业废弃物，在考古发现的墓葬、窖藏、塔基和城市及居住遗迹中，我们很难看到足以反映文献记载的越窑生产规模的资料。井里汶沉船中出水的大量越窑瓷器成为诠释10世纪后半叶越窑生产规模的最有力证据。” 仅仅是前往爪哇的一条商船上，就出水了多达30余万件越窑瓷器，而且其中包括了碗、盘、托盏、杯、瓶、罐、盒、炉等多种器型，包括以前主要在北方窑口发现的鸡冠壶和仿金银器造型的器物等。划、刻、印、镂、贴、塑等今天所知的10世纪越窑所拥有的所有装饰技法、装饰纹样更是丰富多彩，许多纹样超过了我们今天对北宋初期越窑纹样的认识。 从黑石号、印坦沉船和井里汶沉船 看越窑和各港口的“活跃度”变化 以物见史，我们从沉船上的瓷器，是可以“看出”当时的经济和文化的。 秦大树从几条著名的沉船，包括黑石号、印坦沉船和井里汶沉船，探讨了越窑在外销陶瓷体系地位的变化。 “20世纪以来，在环印度洋地区的许多古代遗址的考古发掘中，发现了晚唐、五代到北宋初期的中国外销瓷器，有学者们将这一时期发现于从东南亚、西亚、中东直至东非的中国陶瓷总结为‘四组合’，即长沙窑瓷器、越窑青瓷、邢窑白瓷和广东地区的青瓷。” 秦大树说：“尽管我们现在对所谓‘四组合’的问题仍在不断地加深认识，但是，由于缺少纪年材料，我们还很难判断在9-10世纪中国瓷器外销当中各窑口之间所占比例的变化，而这一变化不仅反映了某一瓷器产地生产状况的发展和变化，也反映了主要外销港口地位的兴衰问题，这是比仅仅了解某个遗址出土了哪几类瓷器重要得多的议题。” ●黑石号（唐） 东南沿海最重要港口 是扬州港 黑石号是1998年在印度尼西亚勿里洞海域发现的一艘阿拉伯沉船，该船由广州经东南亚前往波斯湾途中沉没。根据文物出版社《南越国-南汉国宫署遗址与海上丝绸之路》一书记载，“船上装载唐代中国瓷器约6.7万件，其中长沙窑瓷器就达5万件。长沙窑是唐代最重要的窑址之一。” 秦大树在讲座中透露，黑石号中，越窑瓷器的数量为200余件，在整个船货中所占的比例仅为0.2％。这实际上反映出当时在东南沿海地区最重要的港口是扬州港。 ●井里汶沉船（10世纪后半叶） 最初装货港口或是明州港 越窑成为最主要外销瓷 在讲座中，秦大树介绍，井里汶沉船的时代恰好排定在10世纪后半叶，在印坦沉船之后不久。在出水的49万多件器物中，中国瓷器占了75％。其中除了少量白瓷器以外，绝大部分是越窑青瓷器，数量应在30万件以上。 在发掘时发现这条船装船的方式与黑石号不同，是在船舱内先在龙骨间放置短木枋，所有的越窑碗盘类器物都一排排整齐地架放在木枋间，是明显的初始装船状态。 这种情况表达了两种可能： 第一，这条船最初的装货港口就是明州港。 第二，在中国南海到阿拉伯海贸易圈中最重要的中转港口——室利佛逝巨港（Palembang）的库房当中，应该有一个大规模存放越窑瓷器的库房，因此可以以数十万件的规模装运越窑瓷器。 由上述几条重要的9-10世纪的沉船资料可以看到，9世纪前半叶越窑瓷器的外销还十分有限，最重要的外销瓷器是长沙窑瓷器和广东产青瓷。最迟到10世纪中叶，长沙窑就已经完全退出了外销瓷器的行列，而以广东产的青瓷和越窑瓷器为主。到了10世纪后半叶，越窑瓷器一跃而成为陶瓷外销最主要的产品，成为当时中国向海外输出量最大的一种瓷器。 ●印坦沉船（南汉王朝覆灭之前） 当时最活跃港口应该是 明州港（今宁波）和广州港 秦大树介绍，印坦沉船是位于雅加达以北150公里印坦油田附近的一条沉船，1997年发现，这条船的时代根据出水带纪年银锭上的刻款和其它资料，发掘报告认为应是918至960年，并有可能晚到960年之后数年。杜希德、思鉴通过对沉船出水银锭产地的研究和对陶瓷的观察，认为其时代应为930到970年之间，即南汉王朝覆灭之前。该沉船也出水了大批中国瓷器，正式发掘登记的瓷器数量是7309件，但其中广东产的一种青黄釉小罐（包括一种四平耳小罐）就有4855件，占了66.4％。剩余的器物中以越窑青瓷为主，所占的比例约在20％至30％之间，还包括了少量青白瓷、白瓷、东南亚产的细陶器和中东产陶器。 从印坦沉船出水的大量银锭和铅币看，主要货物是从南汉控制的广州港装船的。印坦沉船还出水了一些安徽繁昌窑的产品及少量北方系的白瓷器，这些瓷器应该是通过长江水道经扬州出口的。这说明，在10世纪中叶，扬州港尽管已经衰落，但仍然在使用当中。当时最活跃的港口应该是分别被吴越国和南汉王朝掌控的明州港（今宁波）和广州港。 （本文相关资料由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提供，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