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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来越多市民意识到，与其让老人痛苦接受治疗，还不如以更多安宁疗护让其体面过完余生。 （图文无关）羊城晚报资料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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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临终决定权”交还老人，关键是在老人清醒时表达明确的意愿。图为老人订立遗嘱。（图文无关）羊晚资料图 |
从“小众话题”到全民热议，从民间萌芽到写进法律，“生前预嘱”一路走来，饱经风雨。新快报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生前预嘱”如何落地，还面临着不少现实问题。“目前医院基本会按照家属意愿执行抢救方案，这样做，很大程度上是为了避免医疗纠纷。”一位在医疗机构服务多年的前媒体人预判，即使病人签有“生前预嘱”，也不能百分百杜绝因亲属反对招致的麻烦，此时医院如何抉择，又由谁来担任推动和监察生前预嘱执行状况的第三方，都需要在实践和探索中不断细化，最终形成包括签署规则、临床医疗、心理救护和安宁疗护等多链条同步运行的完整机制。 ■统筹：新快报记者 潘芝珍 ■采写：新快报记者 杨喜茵 潘芝珍 法律解读 尊重不等于一定按预嘱执行 签过预嘱，是否铁板钉钉不能“毁约”？关键时刻病人与家属意见不一，医院怎么办？ 7月5日，深圳市人大召开法规解读会，首次对修订后的《深圳经济特区医疗条例》进行解读。深圳市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林正茂表示，对于“生前预嘱”，需要特别注意的是患者是否处于不可治愈的伤病末期或临终时期，并非由患者个人或家属自行判定，而是由医疗机构作出的专业医学判断。 “生前预嘱”并非不采取医疗措施，而是采取何种医疗措施，如“采取或不采取插管、心肺复苏等创伤性抢救措施，使用或者不使用生命支持系统，进行或者不进行原发疾病的延续性治疗”等行为。林正茂说，“尊重患者生前预嘱”重在体现“尊重”，但不等于“一定要按照生前预嘱来执行”。 “依照相关法律法规，采取医疗措施，应当征得患者或其近亲属同意。若患者虽立有‘生前预嘱’，但最后却后悔并进行撤回，医疗机构就要尊重本人新的意愿。”同时，依照诊疗规范，近亲属有知情权和是否采取医疗措施的签字权。若患者家属无法接受“生前预嘱”，而患者此时已经不能执行签字时，是否采取抢救性措施，医疗机构还是会采纳患者近亲属的意见。 据了解，为确保生前预嘱真实反映患者的意愿，新规规定生前预嘱须经公证或者有两名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且见证人不得为参与救治患者的医疗卫生人员。形式上，可采用书面或者录音录像的方式，除经公证的外，采用书面方式的，应当由立预嘱人和见证人签名并注明时间；采用录音录像方式的，应当记录立预嘱人和见证人的姓名或者肖像以及时间。 值得一提的是，修订后的《深圳经济特区医疗条例》，将于2023年1月1日起施行。 生前预嘱入法推动公众 对“身后事”的深度思考 “生前预嘱”的入法给社会提了个醒，当越来越多人意识到“只能延缓死亡过程的抢救，除了增加痛苦和损害尊严，并没有多大意义”时，慢慢接受了将“临终决定权”提前交由亲属。 社会调查 九成人支持尊重病人临终决定权 “生前预嘱入法后，是不是医疗机构会拿出一个同一版本？”了解了签订方式，更多人开始关注预嘱的实际内容。记者了解到，目前国内流行最广泛的版本，是由北京生前预嘱推广协会创办的“选择与尊严”网站推出的“我的五个愿望”，北京生前预嘱推广协会创办人罗点点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笑言“不好意思说”已签署生前预嘱的总人数，“我们搞了这么多年，目前还一直在5万多人的水平上徘徊。”有12年临床从医经验的罗点点说，看过太多生死，医生最清楚医学的边界，“医疗拉不回来的人太多了，看到很多病人遭受痛苦但无力回天，医生也有挫败感和无力感，“这也是我要做生前预嘱推广的重要原因”。 最初的推广面临极大困难。罗点点曾表示，第一次就“死亡”做街头调查时，志愿者走上街头，送上小礼品和问卷，却多被行人冷眼以待，“有人甚至在看过问卷后撕碎扔到志愿者脸上。” 但让她“第一高兴”的是，一位晚期癌症的患者，在病房里看过由“选择与尊严”集体创作，探讨死亡的一本书后深为所动，特别嘱咐家人不要对自己“过度医疗”，让她“好好地走”。最后时刻，老人从容仙去，而她的子女倍觉安慰，“妈妈没有受那么多罪，很安详地离开了我们。” 能否接受“生前预嘱”，罗点点认为最关键的是推行正确的生命教育。新快报记者了解到，虽非万事顺利，但北京生前预嘱推广协会目前已通过绘本、讲座多种形式，将生命教育推向学校甚至幼儿园，“花开花落，人来人往，都是自然规律，我们要在不悲伤的状态下接受死亡概念”。 新快报记者在采访中发现，“生前预嘱”在深圳的入法，也极大推动了公众对“身后事”的深度思考，而随着时代的不断进步，越来越多的人可以坦然面对生死，认为“只能延缓死亡过程的抢救，除了增加痛苦和损害尊严，并没有多大意义”，他们更希望实现“生死两相安”。一项由“沸点视频”发起，题为“你支持全国推广尊重病人临终决定权吗？”的投票中，1.9万名参与者中，有95%的网友点亮“支持”，明确“不支持”意见的仅占3%。 业界说法 “尊严死”还需发展安宁疗护事业 2006年创办“选择与尊严”网站倡导“生前预嘱”，到16年后深圳立法确定临终决定权交给本人，这其中的转折点，发生在2016年全国政协召开的一次双周座谈会，记者了解到，该次会议中首次将“尊严死”和现代缓和医疗及安宁疗护联系在一起，业内人士指出，从全球化的视点来看，我们走过的路程并不算太长，速度也不太慢。 记者了解到，2021年“世界安宁缓和医疗日”期间，由世界卫生组织（WHO）统计发布的一项调查显示，全球每年有2000万人需要生命末期的安宁疗护，但超过90%的人得不到妥善的照顾，在痛苦与窘迫中离去。 “在越需要缓和医疗的国家，拥有比例越低。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还要有更多政策支持，投入大量人力物力，以一种‘向上爬’的状态发展安宁疗护事业。”罗点点曾公开表示。 “生前预嘱”和安宁疗护的质量和标准紧密依存。或者说，立下预嘱，就是为了临终前获得自己想要的安宁疗护，而安宁疗护从定义上已明确，是在不可治愈的伤病末期或临终时使用，也就是病人经过可及的最先进的现代医疗病情仍无法逆转时，才会进行安宁疗护。 缓和医疗和安宁疗护绝非放弃治疗，更不等同于“安乐死”。有临床医生提出，“安乐死”是因为“痛苦”解决“人”，而“安宁疗护”，是为人“解决”痛苦，通过维护患者生活质量，护其安详走过最后的路。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三医院重症医学科主任王懿春认为，生前预嘱的存在，能让家属和医生了解病人真实的意愿，减少医生和家属沟通时的顾虑，避免不必要的纠纷，从而减少病人在生命临终时因过度医疗而遭受的创伤。另外也能节约医疗资源，让有限的医疗资源发挥最大的价值。他也坦言，目前临床中还很少遇到立下生前预嘱的病人。 在“生命与尊严”网站开设的一堂讲座后附有一句话——“请记住，讨论和签署‘生前预嘱’的最好时间不是在危机发生之后，最好的地点也不是在医院抢救室或者加强病房。所以，事先的从容的讨论和研究最好现在就开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