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的春节，我从虹桥机场转学到了江湾五角场。那时是小学三年级。那一年的冬天，水管子被冻住过几次。我们住在江湾五角场的军营里，因为父亲患上了严重的病毒性心肌炎，回家休养的那些日子，夜间，他发病的时候，我常常需要出门到卫生队找医生。卫生队的两间屋子黑漆漆的，医生休息了。我站在门前小马路上，鼓起勇气呼喊。待领着医生来到我家，我往往坐在楼梯上，不敢进入他的卧室，不敢看父亲输入氧气的样子。姐姐非常生气地说：你是一个冷漠的人。我没有辩解。其实那种疼痛和窒息感，已经攥紧我的心脏。

　　那无际无涯的黑暗，铺展开的巨大的翅膀，似乎浸染了每一根神经，那就是死亡给我最初的无法摆脱的阴影。我觉得，它其实影响了我的人生选择。

　　后来父亲渐渐可以起床了，除了丹参，医生也没有什么药物，于是，每天傍晚，父亲都会出门散步，作为锻炼。我的身高，恰好就是父亲的拐杖。于是，我的肩头，便固定着他的手。每天晚上，从家里，慢慢走出军营……

　　当我们走到五角场中心的大转盘，绕一圈，就要开始返程了。可是转弯那里，有一家食品商店，射出明亮的光芒，记忆里，五角场就一家食品商店。

　　我拽一拽父亲，他停下步子，有时候他会笑笑，让我站在一排玻璃瓶子前，选择买哪一种零食。他不吃，夏天酷热的时候也从不在路上吃一根冰棒，但他会给我买。他说军人怎么能在路上吃东西呢。

　　大卫·伊格曼在《生命的清单》里说：“人的一生，要死去三次。第一次，当你的心跳停止，呼吸消逝，你在生物学上被宣告了死亡；第二次，当你下葬，人们穿着黑衣出席你的葬礼，他们宣告，你在这个社会上不复存在，你从人际关系网里消逝，你悄然离去；而第三次死亡，是这个世界上最后一个记得你的人，把你忘记，于是，你就真正地死去。整个宇宙都将不再和你有关。”

　　也许，有外在的压倒一切的动力的时候，才会列一份自己的生命清单？

　　钟红明   上海《收获》杂志副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