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年来，广东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始终走在全国前列，在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次历史性飞跃的过程中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不仅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初成果的诞生地，而且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做出了特殊贡献。一部中共广东百年历史就是一部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广东的“理论探索史”。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广东的百年历程

　　广东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较早、影响广泛深入的地区之一。广东是近代工业和工人阶级的诞生地、工人运动的始发地以及中国资产阶级革命的策源地，这为马克思主义在广东的较早传播，准备了重要的物质基础和人文环境。早在十月革命前后，杨匏安、彭湃、李春涛、谭平山、谭植棠、苏兆征等广东青年就通过多种途径接受并传播马克思主义。杨匏安是华南地区最早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者，其在《广东中华新报》发表的《马克斯主义》（当时音译）与李大钊在《新青年》上发表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差不多同时面世。谭平山等通过《广东群报》传播马克思主义。彭湃充分运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农民革命运动，成为“农民运动大王”。苏兆征以广东海员身份亲到俄国目睹了十月革命的盛况。早期广东青年的革命实践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广东的较早传播。

　　大革命时期，广东诞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初成果。广东是马克思主义运用于中国实际，与中国革命实践结合较早的地区。大革命时期党在广东探讨了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陈独秀曾三下广东，把马克思理论运用于广东党组织的创建。共产党人积极参与黄埔军校的创建，在学生中宣传马列主义；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广东工农运动，将大革命运动推向全国。1923至1926年间，毛泽东曾三下广州，出席中共三大，主办农民运动讲习所，代理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和主编《政治周报》，得到了充分的政治锻炼。在广州，毛泽东运用马列主义基本原理深入探讨中国的基本国情，对中国革命的特点及其道路进行了睿智的探索，对统一战线思想、无产阶级革命领导权、农民问题理论等方面进行了初步论述，并于1925年12月在广州《革命》半月刊上发表了《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一文。该文开启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尝试，奠定了毛泽东阶级分析的理论基础，后来成为《毛泽东选集》的开篇之作。可以说，广东的革命经历是毛泽东提出新民主主义革命基本思想的重要实践基础之一。

　　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广东党组织积极推动马克思主义与广东革命、建设实践有效结合。大革命失败后，广东共产党人坚持从实际出发，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广东革命发展道路，在困境中始终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做出了新的贡献。“八七”会议后，以张太雷为首的广东省委毅然举行震惊中外的“广州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枪声。在革命低潮时期，广东共产党人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热情不减，出现了众多的“读书会”“学习小组”。在抗日战争时期，广东党组织用马克思主义研究国内主要矛盾，深入思考革命统一战线等问题，创建了东江、琼崖等华南抗日根据地，在华南抗战中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用枪杆子谱写了敌后抗战的诗篇。在解放战争时期，广东党组织根据中央的指示，运用了马克思主义分析战争中的战略策略问题，坚持人民战争思想，以开展游击战争的方式有力地配合了全国解放战争的步伐。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广东广大干部和群众一方面在中央的统一领导下建设社会主义；另一方面又结合本地实际，大胆探索，不盲目听从，在实践中寻找符合广东实际的建设道路。尽管经历了两次反“地方主义”的噩梦以及“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的干扰，但最终为走向改革开放奠定了扎实的基础，成为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前奏。上世纪50年代，广东创造性运用中央的政策，结合广东进行土地改革，制定利用港澳资金、吸引华侨资本、发展小额贸易等决策，是广东党组织坚持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体现。上世纪70年代末，习仲勋坚持群众路线，亲临一线调查“逃港风潮”，及时反思，认为逃港的性质属于人民内部矛盾，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发展经济。这种坚持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的品质，为深圳经济特区的创办奠定了重要基础。

　　改革开放时期，广东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创新成果的沃土。广东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形成过程中，自始至终担当了“试验田”和“排头兵”角色。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广东承担起改革开放“先行一步”的历史重任，大胆改革不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管理体制,率先创办经济特区，率先在企业管理、价格、财政、基建投资、股份制、金融、外贸、国有企业等方面，进行了以市场化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引领了全国的改革,逐步建立起了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要求的、符合现代化大生产规律的新的机制和体制；率先由封闭迈向开放,融入世界经济大潮,让世界进入广东，让广东融入世界，加快了对外开放的步伐；率先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各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走在全国前列；率先在党的建设、党的领导方式、党的活动方式上做出适应性变化和创新性探索，促进党的建设与改革开放有机结合。广东所创造的经验,经过理论的总结与升华,已经辐射影响了全国。广东“先行一步”的生动实践和丰富经验，不断地回答和诠释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怎样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什么是改革开放，怎样搞改革开放”等历史性难题，深化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探索。

　　伟大的实践离不开科学理论的指导。每当广东发展进入关键阶段，党的领导人总是亲临广东视察指导，总结经验，创新理论。1992年邓小平广东之行的南方谈话是邓小平理论的核心内容，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形成的重要里程碑。当广东改革开放的优势弱化时，江泽民提出了“增创新优势，更上一层楼”的新要求，2000年春天，更是在广东高州完整地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广东社会主义现代化和党的建设指明了方向。2003年“非典”期间，胡锦涛在广东提出了“加快发展、率先发展、协调发展”的全面发展观，这是科学发展观的重要内容。这一切都不是偶然的巧合，而是广东敢闯敢试的探索和实践，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思想创新提供了丰厚沃土。反过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又为广东的改革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为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广东省委提出了实施“科教兴粤、外向带动、可持续发展”三大战略和增创“体制、产业、开放、科技”四大新优势的计划。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广东省委创造性提出了“双转移”战略、建设创新型广东、构建和谐广东和加快转型升级、建设幸福广东等重大举措，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

　　新时代以来，广东成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实践先行地。党的十八大后，习近平总书记先后三次视察广东，分别提出了“三个定位、两个率先”“深化改革开放、推动高质量发展等四个方面的要求”“努力续写更多‘春天的故事’，努力创造让世界刮目相看的新的更大奇迹”的殷切期望。在2014年3月、2017年4月、2018年3月、2018年12月，他又连续作出“希望广东继续在全面深化改革中走在全国前列”“四个坚持、三个支撑、两个走在全国前列”“四个走在全国前列”“要求深圳朝着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方向前行，努力创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城市范例”的重要指示批示。党的十九大后，习近平还亲自谋划、部署了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和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方案。习近平关于“广东工作”的重要论述层层递进，其核心一直没有离开“引领发展”这个主题，为广东担当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实践先行地提供了理论指引和精神支撑。伟大的思想也需要好的试验田去培育壮大。广东具有担当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实践先行地的敢为人先的改革意识、面向世界的开放格局、发展经济的经验积累。2012年以来，广东以新发展理念为指引，解放思想，锐意进取，担当起“先行先试”“先行示范”的重大使命，发挥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上的自主权，先后承担中央改革试点任务达113项，累计形成456项制度创新成果，38项制度创新经验在全国复制推广。这些创新成果不仅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提供了丰富的现实根据、鲜活素材，而且印证了这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的正确性。“双区”建设这两大国家战略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新的实践注解，并为其不断创新发展提供了空间和动能。

　　经验启示

　　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广东的区域性探索历史进程中，中国共产党坚持马克思主义与特殊国情、时代特征、民族气息、广东色彩相结合，不断创新，科学地回答了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怎样发展马克思主义这一核心问题，积累了一系列富有成效的实践经验，为新时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和实践创新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必须坚持党的领导，高度珍视中央给予地方的政策与期望。中央历来关注广东的发展，中央的很多思想、理论都是先由广东尤其是特区试点，再实践检验，然后进行抽象化理论概括，并用以指导广东和全国的改革发展实践。中央的领导主要体现在始终把握马克思主义精髓和基本原则、始终站在时代前列和及时提醒抓住机遇等方面。邓小平反复告诫人们，看准了的要大胆地试，大胆地闯，他说：“我就担心丧失机会。不抓呀，看到的机会就丢掉了，时间一晃就过去了。”没有邓小平理论的正确指引，就不可能有广东的今天。历史经验表明，只有坚持党的领导，我们才能牢牢把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正确方向，才能把准新时代改革脉搏，开好改革药方。

　　必须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与时俱进中推进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广东党组织在理论上的重大探索，在政策上的成功调整，在体制改革、经济建设和社会全面进步上取得的巨大成就，都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结果。陶铸主政广东时，特别重视调查研究，曾跑遍105个县，提出“要富裕的社会主义，不要贫穷、烦恼的社会主义”，他写的《龙胜调查》为后来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打下重要思想基础。任仲夷面对特区建设中来自各方面的怀疑和指责，提出“排污不排外”“变通不变相”等著名论断，充满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汪洋上任之初就掀起解放思想大讨论，提出了思想解放的“八个要求”。历史经验表明，我们推进理论创新，必须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在回答时代课题过程中推进马克思主义时代化。

　　必须坚持理论创新与实践创新良性互动，在解决实践问题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是实践的理论，具有鲜明的实践品格。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每一次重大突破，都是马克思主义与具体实践相结合进行理论创新的结果。1958年的“大跃进”未经实践检验，就一哄而上，结果导致重大损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革理论与广东实践互动的历史是一部从“摸着石头过河”的增量改革到目标清晰的“顶层设计”的存量改革的变迁史，是一部不断实现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良性互动，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发展史，是一部鲜活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政治经济学史。历史经验表明，新时代，我们必须进一步强化理论指导和实践创新的有效互动，在“摸着石头过河”中不断充实、丰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永续推进21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的不断创新。

　　必须坚持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在坚守人民性中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马克思主义创立了人民实现自身解放的思想体系，是人民的理论。群众立场是马克思主义最根本的立场，群众路线是党的根本工作路线和生命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众多突破与党贯彻群众路线，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和首创精神息息相关。20世纪60年代，广东基层干部曾向省委反映“左”倾路线给农村造成的损失和灾难，其中包括新兴县里洞人民公社干部群众对公共食堂的批评意见；新会县干部群众对人民公社的批评意见等。这些意见引发了毛泽东亲自到广东农村调查，为制定《人民公社十六条》打下了重要基础。历史经验表明，我们只有充分尊重群众求实创新的主体地位，把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作为理论探索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才能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齐心协力创造美好生活。

　　（作者单位：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