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画种

　　羊城晚报：从壁画到版画，您如何看待这两个画种？

　　齐喆：版画和壁画都曾有非常辉煌、光荣的历史，而从我开始求学的上世纪90年代开始，这两个画种都遇到了各种各样的困难。

　　在过去一段时期，壁画和版画的矛盾交织在我身上。这两个艺术门类看上去相差甚远，版画小，壁画大。壁画的创作、展示始终离不开公众，更离不开甲方，由此我将壁画作为自己连接社会的方式。如果说壁画是“大我”的抒发口，那么版画则是“小我”的体现。新时期以来，学院版画的创作越发注重本体语言，相对拉开了画家和受众的距离。而我早期曾写文章，反复强调版画就是自我表达的手段。

　　羊城晚报：那现在您对它们的认识和理解发生改变了吗？

　　齐喆：是的。我现在认为，今天的艺术家要让版画重新成为大众的艺术。其实，壁画和版画有着很多共同的特点，比如应深度接触研究材料、缜密规划制作周期等。更重要的是，它们的精神内核是相通的。

　　上世纪，它们都因为传播性、公共性，得到过鲁迅先生的高度关注。他引领和推动了中国新兴木刻运动，也专门推介过墨西哥壁画。鲁迅先生强调，版画和壁画都是走出书斋、属于人民的艺术，当时的中国特别需要这样的艺术。今天也是如此。

　　羊城晚报：随着城市发展更新，公共艺术需要注意什么？

　　齐喆：近些年，中国的公共艺术得到突飞猛进的发展，非常繁荣。越在这种时候，我们越要保持冷静，建立客观的评价体系。虽然当下迎来了全景式的繁荣，但落实到具体作品上，依然比较缺乏能够经得住历史检验的精品力作。至今为止，中国当代壁画的扛鼎之作依然是以张仃为代表的老一辈壁画家的作品。

　　我认为现阶段的城市公共审美基础还有待提升，应强调公共艺术中专家的引领作用，壁画的自我评价体系亟待完善。壁画和建筑空间密切相关，要考虑多种复杂因素，是艺术和建筑的有机结合。不是把一张画画大了，放在墙上，那就叫壁画、就是公共艺术。有一些地方将插画性质的作品放大到公共空间上，是对壁画非常大的误解。

　　三位师长

　　羊城晚报：您的工作室里收藏不少广美前辈的作品。在广美求学期间，哪些老师对您影响比较大？

　　齐喆：在我的成长中一直受到不同的名家名师指引，遇到好的老师就像遇到灯塔。在广美，我遇到三位对自己影响至深的老师，至今我都定期就要找他们聊天、获取能量。

　　一位是我本科时的系主任曹国昌教授。他不善言辞，总是笑嘻嘻地说“好玩就行”。曹老师所说的“好玩”其实是指作品的“趣味性”，他更愿意用最质朴的话教我以轻松的心态看待艺术、看待世事。对于我这个处女座来说，这也是一种非常重要的心理疏导。

　　一位是我的硕士导师潘行健教授。他就像我的父亲一样，也的确和我的父亲同龄。当我从壁画转型到版画的时候，他发现了我的不同之处，教我创作的框架和方法，捕捉和引导我的闪光点。此后我们成为同行，至今他仍是与我交流教育、管理问题最多的良师。

　　第三位是郑爽老师，我后来选择版画，就和对她作品那种深刻、美好的印象有关。郑老师不远千里从北京来到广州，远离熟悉的环境。她的人生和艺术，都一直远离了某种潮流，坚守着内心的自我。在她身上，我看到了自我。那是一个艺术创作者必须及早、及时发现的东西。如果没有了自我，一个人的艺术不会有前途。

　　在我进入工作领域之后，又先后遇到了唐小禾、侯一民、孙景波等几位先生，他们都对我关爱有加，对我的创作和人生都起到了很关键的作用。

　　一记重锤

　　羊城晚报：这几年担任学院的行政职务，对您的创作有影响吗？

　　齐喆：老实说，影响挺大。在我熟悉的前辈中，唐小禾老师曾经做过十年的湖北美院院长，他觉得这十年影响了自己的创作，所以建议我还是要以创作为主。另一位潘行健老师在广美当了八年的副院长，可他认为做什么都是人生的一部分，人在不同的阶段做好不同的事情，也是最好的经历。

　　我认同潘老师的观点，但也一度很纠结。于是我找了两个纾解的方式：一是写作，思考是可以持续的，用碎片化的时间把想法写出来；另一个是收藏，用好的艺术品安慰自己无法集中精力搞创作而焦虑的内心。

　　当然，也有很多身边人反对我担任行政职务，最反对的就是我父亲和郑爽老师。父亲主要是担心我的身体健康，郑老师则说，你现在创作状态这么好，创作受影响太可惜。跟我同龄的同事胡斌教授也总讲，个人创作什么时候都不能停。这句话每次都像一记重锤敲在我心上。

　　我明年就要50岁了，这个数字有点沉重，是所谓的年近半百。我要好好思考一下接下来一段人生的规划。师友们这些真诚的劝诫，一直让我想尽办法挤出时间也要保持创作，平衡好教育管理者、教师、艺术家三者的身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