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新源

　　为了端午节能吃上“粽子”，竟引发家里的一场大火——这事到现在我仍心有余悸。

　　我的老家在黄河北岸的司马懿故里。或因黄河阻隔，楚文化的北传受到些许影响，或是故乡的江河水系不那么发达，再或者端午已开镰收割小麦，三夏时太忙，总之，当兵前的我过端午是不曾看过划龙舟的，只知道有这回事。那时的我自然一次真材实料的粽子也是没有吃过的。

　　其实有过一次吃粽子的机会，却因囊中羞涩，尽管垂涎欲滴，我还是强忍着咽下满嘴口水，作了罢。所以，我对那次颇为难堪的经历记忆犹新。

　　那是上世纪70年代初，我读初中二年级。端午前的一个星期天，生产队派七八位壮劳力拉了架子车，到隔壁孟县化肥厂拉化肥。我们几个已长了些力气的初中同学，亦被队长指派给一车一人，拉配套、做帮手。我与领群叔结对，他年纪稍大，还有些驼背。回来时，拉着重车走沙石公路很是辛苦，大家每走上五六里，只要经过村庄就要停下来喝口水，喘会气。

　　我记得很清楚，路过桑坡村时，我们在村口高高的白杨树下停车歇凉。正午的太阳正热。还好有徐徐的小北风，吹得头顶上的杨树叶哗哗作响，脸上的汗水不过三几袋烟工夫便落了下去。有人背靠树根闭目小憩，有人席地而坐扑扇着草帽，也有人围着一旁的茶水杂食摊看新奇。

　　“买不买粽子？快端午了不是。”杂食摊主是个七十来岁的老头儿，问我们。粽子？大伙顿时来了精神。我们那虽是大平原，却人多地少，又缺水，别说糯米稻，就是一般水稻也极少种。所以，粽子稀罕得很。但桑坡南临黄河，既有滩地又能引水，或是种了糯米稻的。

　　那是我头一次见到粽子。十几只煮熟了放在搪瓷盘里，其中一只苇叶半剥，将粽肉裸露在外。看上去，它像只大菱角，果冻似的晶莹透亮，透着淡淡的黄，内面裹着的“枣核”隐约可见。摊主说那是红糖。“多少钱？”领群叔问。“两毛。”“恁贵？”“糯米稀缺，还包着糖呢。”摊主并不愿降价。

　　“买一个。”领群叔终是掏出钱来。又有几位大人摸索出皱巴巴的毛票。他们就蹲在杨树根下，舍不得似的每口只咬了指甲盖大的一块，还要像含了糖块一样在嘴里滚过几滚，方才咽下。我们这七八个小小少年，一年到头口袋里是不会有一分零花钱的，不像现在的孩子，过年的“利是”（红包）都成千上万，便也知趣得很，各自咽着口水躺到化肥车上，只管享受着稀疏的树阴去了。

　　“爸，过端午咱咋没粽子吃？”傍晚到家，我明知故问。想起中午领群叔他们吃粽子的香甜，我就馋得直流口水。“咱这不是缺水吗？哪有人种糯米。”母亲说。“是不是今儿个他们有人买粽子吃了？”父亲看着我，似乎反应过来。我没勇气答话，赶紧扭过身子钻进房里去了。

　　第二天中午，我放学刚走进院子，一阵浓浓的过油味迎面而来。那会儿一般过年时家里才会过油炸焦叶、油菜、肉丸，这会咋过起油来？我疑惑着挑帘进屋，母亲围着围裙，满手沾着白面，正在案板前忙活。父亲已在屋外窗下的煤火上支妥了铁锅。锅里油烟渐起。

　　“你不是想吃粽子吗？你妈说她会做。”父亲说。母亲十几年前曾在陕西蓝田县食品厂上班，平时在家做过饼干、鸡蛋糕。见我不信，母亲说：“咱这是做另外一种粽子：把白面用开水烫了，搅成团；冷下来稍微搓揉，擀皮儿包上红糖，压成柿饼样子，搁油锅里炸。出锅后它外皮金黄焦脆，里面的烫水面黏、软、柔；红糖也化成汁了，跟吃糯米粽没啥两样，还多了些焦香味。”我听着似信非信的。

　　“你先去看会书，炸好了叫你。”父亲说。我那时已开始喜欢读小说，父母并不拦着。

　　“不好了！”父亲突然一声惊呼。我抬头一看，隔着窗户就见一团火焰腾空而起，火舌眼看就要舔着了糊着纸的窗户。窗户上方是父亲不久前才用高粱秆扎的顶棚呀，咋办？母亲吓得呆立在那不知所措。我忽然想起好像在电影里看到过用棉衣还是棉被救火的场景，灵机一动，抱起屋里的小薄被就冲了出去。父亲也反应过来了，手疾眼快地接过小薄被一抖，盖住了冒着大火的油锅，并顺势将煤火端开了……

　　有惊无险，火灭了。我们过了半天才缓过劲来。“是我大意了，这煤火太旺。”父亲自我检讨。“还炸不炸？”母亲惊魂未定。“炸，咋不炸？”父亲向煤火里添了湿煤，火不似刚才的旺了。

　　那天出锅的“粽子”外焦里软，又香又甜，我至今都记得那味道。但直到数年后，我才知道，父母那年炸出来的，其实不是粽子，而是家乡的一道油炸小食——糖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