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里川

　　11年前，陈冬与前妻因婚后不育，在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通过试管手术生下儿子小轩。8年后，他们意外发现，小轩与他俩并无血缘关系。“医院把别人的胚胎放到我前妻肚子里，她怀胎十月生下孩子，却被动地成了代孕妈妈，我跟孩子甚至没有任何关系。”2月17日，60岁的陈冬（化名）仍然在为孩子的事奔走。（2月20日封面新闻）

　　封面新闻报道的此事件，令人愤懑。

　　面对当事人的追问，医院生殖中心的回应居然是“人生要豁达，没必要计较”。但我们实在不知道，一个有血有肉的人要怎样将尊严和道义扔掉，才能做到“豁达”“不计较”？而在一审已经判定医院存在医疗过错，承担全部赔偿责任、赔偿64万元的情况下，医院表示，无法查清孩子的亲生父母，无法知晓他们的胚胎去了哪里的态度，更是令人无法接受。

　　此事给当事人造成的伦理困局，绝不是“豁达论”可以消解的。在通过偷偷采集孩子足底血样送检，发现真相之后，陈冬陷入了一种痛苦的状态：他无法把全部的爱给孩子，但又无法忽视11年的父子情。甚至，他每天给父母上香，都是抱着求原谅的心情。然而，这种巨大的心理压力，并非源于自己的过错，而是源于他人的不负责任，其中所纠缠的复杂情绪，可想而知。陈冬所言“感觉天塌了，生活和生意都变得没有意义”，很难说这是一句虚言。对一个已经错过了生育期的人来说，此事具有无可弥补性，十分扎心。而他的前妻被动做了“代孕妈妈”的事实，则也在另一个视角中弥漫着屈辱和无奈。

　　更令人担忧的是，“别人的胚胎放到我前妻肚子里，我们的胚胎不知道放到谁肚子里了”，这一叙述，指向的是另一个家庭的隐忧。一个错连带着另一个错，更牵引着无尽的纷扰和痛苦，这样的情境，无论如何都不可能像一页纸被轻轻翻过。

　　在法律框架内，此事的脉络很是清晰。依法赔偿，是医院必须履行的法律责任，这自不在话下。有关人员也说了，只要有法院判决，“我倒希望判200万给你，即便不是我们的错，判多少我们也认”。

　　可是，当事人如今的诉求，早已超越了金钱弥补的层次，正如陈冬所言“赔偿对自己没有意义”，之所以状告医院完全是基于人性的、善意的考量：如果陈冬自己的孩子在世，两家人可以相互知情、互不打扰，等孩子成年后再告诉他们。“这两个孩子万一发生意外情况，需要亲属捐赠骨髓，我们可以有备无患。”院方理应以人道主义精神行事，尽力弥补过失、提供信息。

　　根据国家卫健委规定，所有试管婴儿的追踪、随访记录应该是完整的，要一直随访到小孩出生。一家医院不会连这一条都做不到位吧？医院最起码应做到所有试管婴儿相关“留痕”，而不是在今天一问三不知。

　　此事件已经成为公共事件。这个事件的背后，是无数人的嗟叹和担忧，人们普遍希望医疗机构可以不那么冷漠无情，就连出了这么大的事都一副公事公办、没什么大不了的态度。就此而言，仅凭医院一方与当事人沟通，已然不够。有关部门不妨出来走两步，包括对受害一方予以关切和应有帮助。

　　近年来，“错抱小孩28年”“新出生婴儿还没死就被送进太平间”等事件，指向着一些医疗机构在内部管理上的差池。尽管有的事件时隔多年，放在今天的管理语境中不太可能“重演”，但我们依然需要看到医疗机构为了树立上佳形象而作出的努力。毕竟，一家医疗机构所提供的这样一种手术，不仅仅代表着一项技术，更代表着一种伦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