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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幻:终结与开始

来源:羊城晚报     2017年12月17日        版次:A09    作者:林颐

□林 颐

日本两位学者武田雅哉与林久之合著的《中国科学幻想文学史》(李重民译,启真馆·浙江大学出版社),是近期比较引人注目的引进书籍。作为中国清末民初的科幻小说史的研究专家,武田雅哉负责撰写上卷,即中国SF前史和清末民初的SF文学史,下卷即民国之后直至20世纪末的内容则由担任日本中国SF研究会会长的林久之负责。这部作品的重点并不是比较文学研究,挖掘的理论深度略显不足,论述主要集中在现象和事迹,写法上有点接近报告文学的体裁。

“科学”的诞生,其实并不久远。1834年,博学的英国学者威廉·休厄尔在《书评季刊》上为玛丽·萨默维尔的著作《论物理科学的关联性》撰写书评,造出了scientist(科学)这个词语。不过,人类探索世界的活动以及与此相关的想象,已经存在很久了。武田雅哉的讲述就从古老的《山海经》说起。

当然,从《山海经》到《博物志》、《搜神记》,乃至《西游记》、《封神演义》等,充其量只是一些有幻想意识的作品或志怪小说,与我们通常所认为的“科学幻想文学”(science fiction,本书简称SF)是有距离的。武田雅哉解释,使用“SF”这个词,是指近现代产生或者“发现”的一种文学类型。“科学”作为一个舶来词,中国的SF创作肯定受到西方意识的影响,但它仍然具有一些不容忽视的本土特色。

在中国SF发展的两个高峰期,即清末民国与20世纪80年代,这种吸收外部影响又保留传统的中国特色,表现得尤为突出。

上卷除了对中国SF前史与萌芽的简要梗概之外,主要分作清末民初的SF翻译、SF创作和民国时期的SF翻译、SF创作四个部分。为什么这个时期要突出翻译呢?开眼看世界,首先要知道外界是怎样的。比如,1900年凡尔纳作品来到中国,引发了中国人对潜水装置、宇宙旅行等西洋科技的向往,被阿英列为“清末四大小说家”之一的吴趼人,在1907年创作的《新石头记》里,就让宝玉驾驶着被称为“飞车”的飞翔机、鲸型“猎船”,经历了各种新奇的事物。这个时期大量涌现的中国SF作品,难免要在神怪与科技之间摇摆,也会有各种荒诞不经的幻想,寄托了小说家们的向往和忧思。

《新法螺先生谭》的作者徐念慈曾写道:“月球之旅游、世界之末日、地心海底之旅行,日新不已,皆本科学之理想,超越自然,而促其进化者也。”这句话点出了当时中国SF创作的几大主题和创作宗旨。引进外国的机器和技术,以提高军事水平,发展社会生产力,达到富国强兵之目的。这些也是作者赞誉梁启超《论小说与中国群治之关系》等文章的目的。梁氏的发言虽非针对SF,但确如其所言:“故今日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SF是“新小说”的一股新锐力量。

下卷内容比上卷松散。清末民国是一个求知的喷涌期,能够比较集中地呈现。但在下卷所处的时代里,虽说新中国从苏联老大哥那里汲取了各种新技术、新概念,上世纪50年代也有《梦游太阳系》、《征服月亮的人们》等雄心壮志的SF作品,但人们大搞建设的劲头不允许把太多的精力花在“无用”的幻想和文学创作中,所以在一段时期内显得凋零萎落。直到上世纪80年代,经历了长久的压抑之后方才迎来了又一次喷涌。叶永烈创作于1978年的《小灵通漫游未来》是时代的先声,这部作品掀起的少年儿童科普读物的浪潮,至今让人惊讶。这个时期还大量出现了如《飞碟探索》、《智慧树》、《科学文艺》、《科幻世界》等刊物。这也是中国期刊一个值得纪念的黄金时代。与清末民国时期的启蒙性质不同,这一次的SF高峰期主要表现了人们对未来美好生活的憧憬,准备用自己的双手迎接“四个现代化”。

《中国科学幻想文学史》的写作,终止于1997年北京国际科幻大会鼓舞人心的报道。这是一个结束,也是一个新的开始。我们都知道,在新的世纪里,譬如刘慈欣的《三体》等优秀作品,意味着中国SF创作日益走向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