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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风雨摧折了电线杆，电灯、电话、电脑全部死寂，我就只能点燃一枝蜡烛，摸索着探入不见天日的汉朝或唐朝。 我想像古代书生们身居农耕社会，恐怕也多是蛰居乡里，多是晴耕而雨读的。后人如果竖起双耳，也许能听到累累卷帙中绵绵雨声；如果伸出双手，也许能摸出纸上的潮润和清凉。——韩少功《雨读》摘录 □王惠 广州市教育研究院 韩少功的《雨读》，其实写的是他自己的“雨思”，和他与农人贤爹的“雨谈”。 看到“雨读”一词，不难想到常常与之并列对举的“晴耕”二字。诸葛亮躬耕陇亩之间，寄傲琴书以待天时；陶渊明采菊东篱之下，心远南山悠然忘机。“晴耕雨读”由此成为“蛰居乡里”“身居农耕社会”的中国古代文人的理想生活状态，“雨读”由此成为中国古代文人的赏心乐事。作者的“雨思”由此展开：在雨中乡野，在“雨闲”状态中，中国古代文人凭窗听雨，才有了中国筝箫古曲的幽远、中国山水古画的迷濛，才有中国古代哲学“自足”“求诸己”“尽其在我”的诸多命题。也就是说，中国文化不是无源之水，不是高头讲章。中国文化从自然中涵育发生，在自然中熏染成型；中国文化和自然息息相关，也和自然息息相通；“雨声”和“雨气”贯通了自然与人文，也凝聚了自然与人文——这正是中国文化的一个显著特点，是一种优秀传统。 看到“雨读”一词，不难想到明代东林党首领顾宪成撰写的联句——“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入耳的是雨读之声，上心的却是家国之事。内圣外王、济世救民、先忧后乐是中国古代文人的理想抱负和人生选择。作者与山民贤爹的“雨谈”看似散漫平淡，随心随性，其内容却颇值得细细体味。四副对联，两副把“说话”和“做天”、“吃瓜”和“读书”对举，两副涉及做官用事和出师报国。一个普普通通的农人，却表现出一种托身于天地之间的大格局，上为玉皇大帝盖瓦、下替阎王老子挖煤的大气概和褒贬历史、臧否人物的大情怀。至于“种西瓜了，必有西瓜诗；收南瓜了，必有南瓜诗；看见后生们赌博，必有针对赌博的怨刺诗”，作者的言语间多有戏谑，骨子里却是欣赏。 试想想，一部《诗经》，十五国风160篇，不就是来自于周初至春秋间各诸侯国的民间诗歌吗？赋比兴、意象、意境等中国诗歌表现手法和美学特点，不就是中国民间观照自然之后的诗性表达吗？荷尔德林说：“人生充满劳绩，但却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说的不就是如贤爹一般的中国农民的生活方式和气度风范吗？贤爹喜欢对联和诗，喜欢摇头晃脑地吟，即半诵半唱的古典表达，不喜欢的是大学生贺乡长啰啰嗦嗦的现代表达，更对洋书的古怪和理论书的费解表示了质疑。在使用现代汉语、热衷于学习洋文和掌握西方理论话语的现代知识分子那里，这确实显得迂腐甚至无知，但在作者对中国文化进行“雨思”之后，在对青霉素和敌敌畏、瘦肉精和除草剂等现代文明的伴生物进行针砭之后，我们有理由认为，像贤爹这样的诗人正是中华传统文化的民间遗珠。而中国传统文化的薪火，在日益西化、日益城市化的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或许在民间、在“雨闲”中更能生生不息地存在，顽强地表现出活力。 借着“贤爹借书”一节，作者巧妙地把洋洋洒洒的“雨谈”拉回到念兹在兹的“雨读”。文本构思的巧妙还不止于此，“雨思”和“雨谈”两段材料之间，以“雨声”自然串联，而把前文和后文联系在一起，组合成就一个篇章的，则是弥漫在雨中乡野大地、浸润在“雨气”中的中国文化精神。这正是作者韩少功乐于栖居湖南农村，与自然为友、与农人为伴的原因。这样的选择不仅仅是一种生活方式的选择，更是一种文人态度的表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