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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城晚报：随着近些年海外汉籍的挖掘，学界越来越多地发现，中华文化对西方的影响远超出人们的想象，这其中，从广东港口输出的书籍应当是很重要的因素之一？ 李庆新：近年来，在传统“西学东渐”研究视角之外，越来越多的学者对文明交流中的“中学西传”产生了浓厚的研究兴趣，包括外销瓷、外销画、外销工艺品、外销书籍等在海外的销售传播，并透过这些研究重新认识中华文化对西方影响及对人类文明的贡献，重新勾勒中外文化交流史。 具体到汉籍的交流，广东书坊刻书业在明代已具备相当规模和水平，降及清代，广东的雕版业刻书业得到了快速的发展，不仅有汉籍的印刷，还有外籍的印刷，商品经济的刺激与商品化生产使这里建立起了颇具规模的图书生产、销售网络。而且由于广东面向海洋贸易的独特优势，这里的图书产销具备了国内其他地方没有的特点，与海外市场建立密切的联系，有一部分就是为海外印刷、向海外销售的，这些中国书籍通过贸易途径运销到世界各地。 羊城晚报：可不可以说，海上贸易带动了“海上书籍之路”的兴起？ 李庆新：“海上书籍之路”应该说是特殊营商环境下特殊交易的结果。从贸易的角度看，书籍只是海上交往的附带产品，与珍贵奢侈品和日用品比较，书籍无论在数量、销量乃至价格上都不占优势，来华贸易的商人也从来没有为做图书生意专门搞一条船。但书籍又是特殊商品，其政治、文化价值决定它在海外无论官方还是民间，都有阅读、消费的需求，有需求就有市场。中国古代官方在很长时间里都把图书销售作为禁区，但海外市场的需求、印刷技术的发展、对外交往的密切，带动了图书代刻外销的经营活动，也让中外书籍交易成为可能。“海上书籍之路”是海洋商贸交流的市场机制和市场网络起作用的结果，民间海洋社会、经济、文化的内在联系，蕴藏着推动诸如书籍的国际流动与跨文化交流的深层次的内部力量，华商网络在其中起着重要作用。 羊城晚报：那应该如何评价“海上书籍之路”对中外文化交流的积极意义呢？ 李庆新：“海上书籍之路”是古代东西方经济交往、文化交流的特殊形式和载体。这种交流是长期的，源源不断的书籍输出到海外，最终会产生特殊的、长久的效应。书籍不同于一般商品，其价值不仅仅在当下，还可以长久保存，流传后世、教化育人，对一些主要交流地区的社会文化发展产生多方面的深远影响，传统的“东亚文化圈”的形成、近世西方“中国热”的出现，书籍交流功不可没。在新历史背景下，书籍交流本身就是中外交流、文化交往的重要载体，为增进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交流，提供互鉴共享的人类智慧与文明成果，更好地开创人类社会的未来，发挥独有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