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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专任教职退休已有好几年。学术界同行有不弃我的旧友，研讨会论文有教益我的新交；于是，今年八月，欧洲文化旅游之后不久，驿马星再动，先后在澳门和桂林参加了会议。 澳门会议有两个论题：世界汉学、中国新文化百年史。七个国家的学者人人等时发言十数分钟，一天半的会议，宣读了40篇论文。可圈可点之论甚多，这里略为举例。韩国的金惠媛用汉字、食物、农历三者，作为中华文化圈国家“中国化”的指数，道来清晰而数据充足；俄罗斯的万山翠（一个多美丽的汉名）翔实阐述俄国当前汉学的发展。朱寿桐主编的新书《中国新文化百年通史》李昂为之论析评点，我的论文则对中华学者的“过度西化”加以指陈。古代战国有七雄惨烈争霸，当前学者则七国温润交流。 澳门的博彩娱乐场林立，其一是赫赫的“威尼斯人”。几年前我在澳门大学开会，说澳大如此蓬勃发展，假以时日，可望成为“翡冷翠人”。想不到朱寿桐为研讨会总结发言时，引述我的旧话。 澳大会议是个宏大论述，由四川大学等合办、在桂林举行的传播与符号学会议，内容同样博大。世间万物各是独当一面的符号，会议主要筹办者赵毅衡认为，“符号是用来承载意义的，……符号学即意义学”，可想见会议涵盖范围之广。我宣读的小文，从《文心雕龙》诠释的繁难讲起，提出“瑕疵文本”概念，向与会者请教。浙大的李杰建议把符号学的视野扩展到“世界文明对话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 与会者老中青学者逾二百人，盛会提供知识美食，我们尽情饕餮。赵毅衡总结时有警句：没有出现“符号”一词的论述，也可以是符号学论文；终日“符号”在口，多么烦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