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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震专家周福霖的三件“小事”

他说,记忆深刻的挫折,也是他一辈子的宝贵财富……

来源:羊城晚报     2019年10月28日        版次:A05    作者:张璐瑶

    

    

    

     ▲抗震专家周福霖

     ▲抗震专家周福霖1982年在加拿大写下的诗稿

  文/羊城晚报记者 张璐瑶  图/通讯员 广大宣

  作为我国著名抗震、隔震与减震控制领域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广州大学抗震研究中心主任周福霖被人们誉为“现代张衡”。从汶川地震灾后重建、广州塔、港珠澳大桥……人们熟知这位八旬院士在世界防震科技领域的诸多成就。不久前,在广州大学的一场讲座上,80岁的周福霖却分享了他人生的三件小事——这些都是他一生中记忆深刻的挫折,也是他一辈子的宝贵财富。

  “成功是一种财富,失败也是财富;顺利是财富,挫折也是财富。一个人一辈子,只要做好一件事就足够了。建造在地震中安全的建筑,就是我这辈子要为国家和人民所做的事情。”周福霖说。

  第一件事

  因家庭原因被免职

  为国家贡献初心不变

  周福霖讲的第一件事,发生在40多年前。

  1963年,刚刚从湖南大学本科毕业的周福霖,被分配到机械工业部第四设计研究院工作。工作认真负责、刻苦钻研,1965年,周福霖被组织委任为一个重要项目的土建负责人。

  “我当时满怀着报效祖国的雄心壮志,决心要把这个工作做好。”在海拔两三千米的高原上,周福霖一待就是一年。现场勘察、论证,现场做方案。

  一年后,“文化大革命”爆发了,工作队被安排分批回去学习。周福霖出生于一个华侨知识分子家庭,他的父母和多位兄弟姐妹都在国外。1959年,父母曾有意给他办出国读书的手续,他没有答应。这段经历让周福霖接到了一张“大字报”。

  “我从小就是戴着红领巾长大的。”周福霖回忆,“我爱祖国,我想组织应该会相信我。”

  最终,他被告知:免掉项目责任人职务,回去继续学习。“刚工作,受这种打击,心里是很难形容的。”周福霖说,“组织将我免职,我可以理解,无法继续这一个项目,也不影响我为国家做贡献的坚定理想,更不会影响今后我在科学技术上为国家做出贡献。”

  经过一番痛苦的思想斗争,他决心利用这段时间好好学习、钻研。他把数学、力学、结构力学、结构动力学、英文、俄文等学科全部好好复习一遍;爬梯子翻满是灰尘的外文资料,研究技术难题。这段时间,他解决了好几个重大技术问题,也因此被调任到技术研究室,成为研究室的主要成员之一。

  “一个人受打击、受挫折的时候,一定要不忘初心,记住自己的目标,沿着这个目标,不要消极,继续前进。”周福霖说。

  第二件事

  震后三天赴唐山

  余震中“捡”回性命

  第二件事,发生在43年前,唐山大地震后。

  1976年7月28日,唐山发生7.8级大地震。周福霖一直很清晰地记得这个日子。震后第三天,他接到通知,作为设计院的代表参加唐山大地震工程结构考察调查研究组,到唐山地震现场对工程结构及建筑的震害进行实地考察和调研。

  “当时已经传出,灾区有瘟疫,死了很多人,时时有余震。”周福霖说,“说实话,我心里也很怕。我当时想,最多就吃吃苦吧。”

  女儿出生才三个月,周福霖顶着重重压力,只身一人前往唐山。这段如壮士出征的路程,周福霖走了整整一天一夜。震后道路受阻、桥梁塌方,让原本3个小时车程的路途变得无比漫长。

  在那里,周福霖碰到的困难,超乎想象:“到了灾区发现没有路,只有一条扒出来的小路,路边都是尸体;为了避免房子二次塌方,调研人员在飞机场搭帐篷住;为了防止瘟疫,解放军每天给大家打预防针;为了减少尸体异味,飞机每天定时喷药,后来大家就慢慢习惯了这股味道……”

  灾区物资紧张,调研人员每天只有三个馒头、一个大蒜、一包榨菜,吃饭、洗脸、刷牙一共只有一碗水。

  就这样,他在唐山工作了3个月,白天勘察拍照,晚上点着蜡烛整理资料,每天工作超过10个小时。“只要没倒下去,就继续工作。”

  在唐山,周福霖曾多次和死神擦身而过。“有一次,我在一个半倒塌的房子上拍照,突然余震就来了。我想跳下去,看到下面都是碎石,跳下去也是死,干脆就抱住一个柱子。我想,可能就在这里结束我的生命了。突然,地震停了,这条命就这样留下来了。”

  3个月里,周福霖用一台胶片相机拍出了3000多张照片,做了大量的调查。他发现,灾区厂房的柱间支撑,只要是消能的,厂房就没有倒下来。因此,他提出,厂房不能做得太硬,要以柔克刚,提出“消能减震”理论;他看到有些房子在地震后沿着防潮层整体滑动,上面却完好无损,受此启发,他提出了“隔震减震”技术。

  “这三个月是我的财富,使我周福霖变成了一个能吃任何苦的人,还在科学技术上得到很多光看书看不到的启示。”他说,“没有唐山的经历,可能就没有我现在的很多研究成果。”

  第三件事

  婉拒异国邀请

  手写小诗献祖国

  第三件事,发生在他赴加拿大留学期间。

  1979年,“四人帮”倒台。邓小平同志提出要派学生出国留学。被撤职期间,周福霖整天就在研究所里看数学和力学,打下了扎实的专业功底。在机械工业部选派出国留学生的考试中,他数学考了第二名,力学第一名,英语第二名,顺利被选派赴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攻读硕士。

  到了国外,面对的第一关,就是英语关。“外国同学在学习上要花一个小时,我就要花3-5个小时;他们晚上11点睡觉,我凌晨3点才睡觉。”虽然如此,周福霖还是赶不上学习进度。结构动力学是一门非常重要的专业课程,由于语言问题,他听不明白老师讲课,第一个学期末,这门课竟然不及格。

  不服输的周福霖利用暑假,将教材跟笔记从头到尾看了两三遍,把过去五年的所有课题和试题都做了一遍。开学考试时,他跃升为全班第二名。

  “只要你认真做一件事,就能够水滴石穿。只要下定决心,没有什么克服不了的困难。”周福霖说。

  1982年,周福霖即将完成在加拿大的学业,准备归国。当时,他的导师盛情挽留他,并邀请他的夫人和孩子前往加拿大生活,上调了他的工资。好不容易获得出国留学机会,国外很多同学也建议他,留在加拿大。

  “我当时心里想:‘文化大革命’我经历了,困难时期我经历了,唐山大地震我也经历了,还有什么是我不能经历的?”抱着这样的决心,周福霖婉拒了导师的邀请,说:“我想回去。”

  37年后,他从故纸堆中翻出了自己1982年8月在加国手写的一首小诗。他数次停顿、语带哽咽,他说:“我想念给大家听——美丽的城市/豪华的建筑/富裕的生活/但这不是自己的家园/我的家园,在遥远的东方/我的家园,有富饶的土地,有锦绣的山河/我的家园,有我的亲人,有我的朋友,有我的事业/我的家园,还很贫穷落后,但子不嫌母穷/我古老家园的土地已经苏醒/人民需要我/民族需要我/祖国正在呼唤我/我要投向祖国母亲的怀抱!”

  制图/潘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