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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城晚报记者 朱绍杰 实习生 陈莹 日前，以“我们的青春与沧桑”为主题的《你好，安娜》新书分享会和读者见面会在广州购书中心举行。该书是鲁迅文学奖得主、作家蒋韵暌违五年的长篇新作，以一段青春恋情、两个少女的生命悲剧，探入三个家庭十二位身份不同、灵魂各异的女性的沉浮命运。短短23万字，蒋韵走进青春的深处，也是人性的深处，讲述跨越四十年的上一辈故事，还有只属于那个年代隐秘而炽热的浪漫与牺牲。 文学评论家贺绍俊认为，它既是一个爱情故事，一个关于承诺的故事，也是一个关于自我救赎的故事。不管爱情、承诺、自我救赎，它都会指向我们的精神。 《你好，安娜》是蒋韵献给母亲之作。书中，蒋韵复现了许多那个年代的历史细节，比如自行车、军挎包、笔记本、绿皮火车等。蒋韵表示，俄罗斯文学对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一代人的影响无可取代。她很庆幸在别人没有书念的时候，她差不多读完了一个中文系老师开具的俄罗斯文学书单及法国文学书单。“我觉得它影响了我小说中人物，赋予我小说中人物这样的精神气息。”她会继承其中特别优秀的东西，比如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等对于灵魂的追问，对人性的质疑等。“这些东西对我都有非常大的影响。他们直接影响到我这个人，我也影响了我的小说。” 那里有我难忘的青春记忆 羊城晚报：《你好，安娜》是您暌违五年的首部长篇。这次的创作契机是什么？ 蒋韵：我曾为《你好，安娜》这部新长篇写过一篇小文章，叫《记忆的背影》，里面谈了我写这个小说的初衷。其实很简单，我是从罹患阿尔茨海默症的母亲身上，悲哀地意识到一点，记忆有可能先于生命死亡。年轻时，从没有过这种恐惧，但现在，来到生命中的深秋或者是冬季，感到记忆如同落叶一样，一片一片从枝头坠落，于是，明白了，没有人有无尽的时间和永恒的记忆。 我特别害怕也像我的妈妈一样，记忆抛弃我，给我留一个生命的空壳，我觉得那个状况特别可怕，所以就觉得好像我又应该写东西了。这也是我时隔五年，重新提笔写作长篇的原因。 我在那篇小文中这么说：“尽管，渺小如我，我仍然珍视我生命中某些时刻，某些印记，爱它们，或者，恨它们。”我说：“我往回走。走进青春的深处。也是人性的深处。我必须溯流而上。水冷刺骨，疼痛刺骨。但是别无选择。” 当然，我并不敢心存贪念，以为我的文字就一定比我的生命长久。我知道，一定不会有多少人看到它们，阅读它们。我只是在模仿我母亲，就像她疾病初起时所做的那样，望着车窗外一闪而过的风景和各种招牌，大声地依恋地念出它们的名字，在终将失去它们之前，和它们一一告别。对它们说，谢谢你们给了我一个丰富的过往。 羊城晚报：和之前的作品相比，《你好，安娜》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这部作品在您的创作里处于怎样的位置？ 蒋韵：这要看和什么时间段的作品比较。这五六年来，虽然由于家人生病，我写东西很少，但很少的几个作品，其实都有一个共同的主题，就是写“罪与罚”。写承担。写人对自己曾经的过错或者罪愆有多久的记忆以及永不赦免的自我惩罚。在这一点上，它和我近年来的作品没有什么不同。比如，我的中篇小说《晚祷》中的有桃，《水岸云庐》中的陈雀替，还有《你好，安娜》中的素心，她们都属于这一类人。也许，我们在生活中不常见到她们，我们更容易碰到那些活得毫无负担的人，那些特别容易为自己的行为开脱和寻找借口的人，但我坚信她们的存在。她们就藏匿在我们芸芸众生之中，否则，没有天理。至于说到《你好，安娜》在我创作中的位置，毋庸置疑，它对我而言，至关重要。那里有我难忘的青春记忆。 主题只有一个：书写不朽的疼痛 羊城晚报：您提到您这五年来最常出入的场所就是医院，这对这本书的创作有什么影响？ 蒋韵：出入医院，我想，对任何人而言都不是件轻松的事。在我最焦头烂额也是最绝望的时候，想起以往的生活，犹如前生前世。但要说经历了亲人的生老病死，我就看破尘世有什么大彻大悟的话，那是没有的事。相反，还有人指出，他们在《你好，安娜》中读出了我从前没有过的激烈。我不知道原因，想想，也许，没什么原因，只是觉得眼看着那些珍贵的东西在眼前消失、毁灭而又无能为力，太疼太难过了吧？所以，在《你好，安娜》中，可能有更多的对生命、对青春、对爱情、对一切美好而易逝的东西的痛惜之情。 羊城晚报：“失去，生命悲情，苦难”是您几十年来不断书写的文学“母题”，为什么会选择这样一种方向？这和您的文学观有关系吗？ 蒋韵：有关系。借用你的话吧，它们就是我的“文学观”。但这个话题太大，不可能三言两语言说清楚，或者说，我其实根本就说不清楚。失去和生命悲情，它们是我小说的底色和魂。有时，我想，我可能不算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现实主义作家，我应该算是一个悲情浪漫主义作家，也许这样，就可以解释，为什么有些评家会觉得我的小说中有“诗性”和“诗意”了。对我来说，书写的主题其实只有一个，那就是，不朽的疼痛。无论是失去还是生命悲情，都是不朽的疼痛，说大点，是人类不朽的疼痛。 这次我就没有接受女儿笛安的意见 羊城晚报：文学界常以代际划分作家。您如何评价同代作家群体的特征？ 蒋韵：不错，按文学界的代际划分，我算50后。但我不是文学史家，亦不是批评家，所以我真归纳不出同代作家的群体特征。有没有群体特征呢?一定有。举个小例子，比如，我们这代人，有人可能不喜欢毕加索，或者不喜欢杜尚，但，十有九人会喜欢甚至热爱梵高。所以，当我在芝加哥美术馆，听到比我年轻的诗人说，他不喜欢梵高，因为梵高已成为中产阶级的符号的时候，我十分惊讶，也深深感到了我们的不同。可是，我仍然不会总结我们这代人的“特征”，我只是觉得无论哪个代际，人和人都太不一样了，每个人的文学追求文学理想也太不一样了。何况，就算是当年曾一同出发，走着走着，也都分道扬镳了。这一点，哪个代际大概都一样吧？ 羊城晚报：您的女儿也在文学上取得很好的成绩，您会给她的作品提建议吗？您如何看待两代作家的异同？ 蒋韵：我知道一定会遇到这个问题，关于笛安。笛安不喜欢和我们扯在一起，但我喜欢。我现在在很多场合，都被人称作是笛安的妈妈，而不是作家蒋韵。我一点不在乎这个，我想，这就是我和笛安我们这两代作家的不同吧。我们这代人，曾经，在表述的时候，总是习惯用“我们”来替代“我”。笛安们不同。他们生来就是“我”。无须任何提醒和理论启蒙。当然，作为同行，我们互相尊重，常常互为第一读者，也直言不讳地评点对方的小说，直率坦诚，甚至相互给出修改建议。她给过我很多意想不到的灵感和启发，可她却几乎从没接受过我给她的建议。当然，对于她给我的意见，我也有彻底摒弃的时候。比如，《你好，安娜》，我就没有接受她的意见，因为，如果按她的意见修改，那就完全是另外一部小说了。 羊城晚报：写作数十年，在您看来，创作的动力和灵感来自哪里？是否有突破写作惯性的需要？ 蒋韵：写作的动力和灵感，肯定是源于生活啊。这点毋庸置疑。如果没有母亲的失忆，可能就不会有《你好，安娜》。至于有没有突破写作惯性的需要，不太理解这句话的意思。写作惯性是指自己的重复吗？是自己对自己的克隆吗？如果是指这个，那自然是每个人都希望突破的。当然这很难。但也有一种情况，就是，对某一个母题，孜孜不倦地、忠贞不二地，反复表达、思考、掘进，犹如夸父逐日。这样一以贯之的写作，我很佩服。 蒋韵 1954年生于山西太原。1979年发表小说，著有长篇小说《栎树的囚徒》《我的内陆》《隐秘盛开》《闪烁在你的枝头》《行走的年代》等，中短篇小说《心爱的树》《想象一个歌手》《完美的旅行》《朗霞的西街》《晚祷》《水岸云庐》等。曾获“赵树理文学奖”“老舍文学奖”以及第四届“鲁迅文学奖”等奖项，部分作品被译为英、法、日、韩等文字在海外发表或出版。 蒋韵一家三口均为作家。丈夫李锐曾任《山西文学》副主编，系列小说《厚土》曾获第八届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第十二届台湾《中国时报》文学奖。女儿笛安为80后新生代代表作家，著有“龙城三部曲”：《西决》《东霓》《南音》 ，作品《南方有令秧》获第三届“人民文学新人奖”长篇小说奖，都市小说《景恒街》获2018年度人民文学奖长篇小说奖。 本版制图/王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