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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供图 |
作者简介 钟表文化学者，时计堂创办人，连续四届日內瓦高级钟表大奖赛评委 珐琅表 广州风 1782年，乾隆皇帝在对广州官员的一则行文中，出现了如下的字眼“找寻上好洋珐琅套带钟自打时刻表“。自此，珐琅表在随后的宫廷采买中，成为最重要的类别之一，这与帝王的需求当然密不可分，而针对中国市场专门制作的珐琅图案表则成为当时的一大亮点，不仅满足了中国人的品味偏好，而且促进了瑞士表的技艺发展，成为中国人对瑞士表所做的第一次巨大贡献。 有了不怕花钱的大主顾，自然对作品能够做到精益求精，日内瓦的珐琅师将人物、花卉以及风景等微绘工艺发挥到极致，而且此类珐琅图案在19世纪初期都是以镜像的方式呈现，因为销售到中国市场的这些表款都是成双成对的，一买就是俩，多么豪放啊！其实这是当时的文化，中国人将怀表当做把玩器物，自然和其他物件如鼻烟壶等一样，都是一对一对购买的。所以珐琅图案的对照显得更有生趣，这样一来专属中国的珐琅表成为了一道风景线，哪个大博物馆或大收藏家没有此类的藏品呢？ 从1800年开始，精美的日内瓦珐琅表源源不断地进入了中国市场，早期都是K金表壳，大概从1850年开始，更多的银质表壳珐琅表进入中国，此时的珐琅图案的精美程度随着绘画人才的凋零，以及表款售价的回落，变得没有初期那样的精彩绝伦。即便如此它仍然不是普通民众的消费品，只是达官贵人的收藏品。不过，具备中国人物肖像和风景的珐琅图案却变得越来越多，这是为什么呢？由于对外通商口岸的不断增多，西洋人对中国人的了解越来越多，相关的图书或绘画传到海外，尤其是摄影技术的诞生，也让中国的影像可以成为珐琅师的参考。 鸦片战争以前，广州对西洋贸易进行一口通商，许多中国风的珐琅图案都是源自当地的风貌，如果要选取相关的图案怎么办？此时通草画就派上用场了，此类画作当时在广州绘画并专门销往海外，主要是作为一种纪念品，或者说是西方人从中国购买的除了丝绸、茶叶、瓷器以外的大宗货品，这些绘画穿洋过海达到西方，也不免到达了珐琅师的手中，当时已有在广州从事钟表贸易的瑞士商人，比如1818年来到广州的爱德华·播威，就是后来风靡中国大江南北的播威品牌的创始人之一。 通草画中的广州风貌成为珐琅表的图案，就从播威珐琅表中找到了实例，今年在日内瓦钟表大奖赛预展的最后一站——日内瓦艺术与历史博物馆中，展出了一只具有中国帆船图案的珐琅怀表，定睛细看就与通草画面如出一辙。无独有偶，在日内瓦秋拍苏富比的钟表专场中也出现了类似的图案，显然后者的制造年代较晚，但是这种图案的范例却可以说一直被沿用，表款署名L.Vrard就是大名鼎鼎的亨达利表行，有关它的故事我们下回再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