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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七十年代,我爷爷是大别山山区里一个大队猪厂的厂长、大队贫协主席,他还是一个老共产党员。在爷爷的光荣历史里,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连续多年是大队的劳动模范,家中昏暗的土坯房墙上贴满了一张张油光发亮的奖状,让村里人既羡慕又嫉妒。 爷爷的奖状是用滚烫的汗水换来的。他在那个“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的年代,带领猪厂的五六个人风餐露宿地开荒种地、围田种稻、建栏养猪、养驴、养鸭,为大队的创收作出了巨大贡献,是全大队唯一的“聚宝盆”和“经济支柱”。 爷爷的奖状是用无私无我的精神换来的。爷爷吃住在猪厂里,日夜守着猪厂,平时自己家中的农活忙不过来,他都很少回来帮忙,家中的种菜种地基本上都是奶奶自己一个人“承包”的。那时候,父亲成家后便与爷爷奶奶分了家,奶奶一忙不过来,许多农活自然落在父亲头上;父亲忙不过来,又自然落在我这个长子头上,给奶奶挑水吃、浇菜园等农活基本上落到了我这个七八岁孩子的头上,我怨爷爷不打理自己的小家,整天待在猪厂里。事实上,猪厂离家也就两里地,要回家干点私活,是很方便的,但爷爷并没有因私废公。 1976年,百年不遇的特大暴雨和洪水侵袭广袤的大别山地区,两天两夜不停的大暴雨,造成山体崩塌、水库危急、洪水泛滥、民房坍塌。奶奶住在漏水的土坯瓦屋里,爷爷因河水阻隔没有回来看望奶奶,当时就算没有河水阻隔,奶奶也知道爷爷是没空回来的。因为猪厂就建在两条河流的交汇处,爷爷正日以继夜组织人员转移牲口和农具;事后,奶奶也不生气,习以为常了,好在有我和父亲的陪伴,奶奶才不害怕土房子坍塌。 爷爷的奖状是用慈行善举换来的。爷爷为人正直,爱憎分明,嫉恶如仇,敢做敢当,不怕得罪人。上面公社来人“蹭饭”,不管哪一级,爷爷都会叫“蹭饭”的人交伙食费,陪同的大队干部记账,年底统结,收支界限分明。我小时候家中常常吃不到干米饭,也想去“蹭饭”,爷爷只把分到自己碗里的饭拨一点出来给我打“牙祭”,宁可自己饿肚子,也绝不去再打第二碗饭,占公家便宜。 爷爷对自己的家人很“吝啬”,但对村里的孤寡老人和贫苦农民却饱含深厚感情。谁家有难事、急事,只要找到他,他帮出主意并借钱解难,从来都是二话不说,不打折扣,为此奶奶总是喋喋不休。1974年,大队搞移河改道,开垦农田,一个姓张的农民因土堋子倒下来躲闪不及,碾断了双腿,去公社医院救治时,大队无现金,那个受伤人家里更无钱,爷爷得知情况,马上把准备给我姑姑出嫁办嫁妆的钱拿出来 ,借给他们治病,虽然不到八十元钱,但在当时却很顶用,奶奶为这事和爷爷大吵一场。 大队里一些农民经常为家长里短的小事闹纠纷和争吵打架,爷爷作为贫协主席,总是一副热心肠调解矛盾,化解纠纷;他的脾气极好,温言细语,娓娓道来,不急不缓,把当事人弄得一点脾气也没有,气很快就消了。 爷爷乐于助人,又善于主持公道,所以在大队里的威信很高,有时甚至高过大队书记和大队长,大队一选贫协主席,爷爷总是高票当选,一评劳模,爷爷也是得票最多;那时候,劳模的奖品就是一个热水瓶或一条毛巾。奖品拿回家后,奶奶总是藏起来,不舍得用,而奖状却吩咐我搭凳子用订书机订在黝黑的土坯墙上,我从小学到高中,十多年间,基本上年年都要帮爷爷订奖状,爷爷的奖状围着堂屋墙体一大圈,让人看了无比激动;后来,我在中间位置还张贴上马、恩、列、斯和毛主席的画像,整间屋子更加活泛生辉,正气浩然,当然,整个堂屋也格外显得庄严肃穆。 后来,我参军入伍了,爷爷的奖状在我心中挥之不去,我对奖状也趋之若鹜,从而也更加理解了爷爷奖状的内涵和意蕴,发奋也要成为爷爷那样的人,成为奖状的“专业户”得主。通过不懈努力和拼搏奋斗,在军队里我也四次荣立三等功,另外还得过十几回营、连嘉奖,算起来,比爷爷得的奖状还是少了一些。 爷爷在1993年春天辞世,他的奖状随着新楼房的拔地而起湮灭在历史的烟云中,但永存在我的脑海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