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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2月15日，《羊城晚报》正式复刊，《花地》栏目也在那个春天里如春花般绽放。如今它已迎来自己复刊后的四十华诞。 记得复刊初期，困难无处不在。当时的报社办公地点设在广州东风东路南方日报大院内（今广东工业大学），包括一座两层危楼和一排铁皮平房。《花地》编辑部在危房一楼东侧，后来因外墙发现裂缝，不得不用几根圆木支撑着——一切工作条件都是简陋的。当时《花地》的采编人员寥寥可数，业务分工难以过细，各类稿件均可自行处理，自由来稿倒是分阅明确。我主要负责诗歌和版面设计，每天跑工厂、跑排字房，弄得满手油墨，肥皂洗不净，便用碱沙搓洗，手依旧变得很粗糙。 记得元月的一天，召开全体复刊工作人员大会，几十人挤在二楼小会议室和过道上，总编辑吴有恒发出“哀兵必胜”动员令。他的话说得大家心潮澎湃。 复刊前的准备工作周密、充分。老编们北上约稿，茅盾、徐迟、冯至、艾芜等众多大家欣然命笔。广东作家欧阳山、秦牧、陈残云、杨石（杨应彬）等更是鼎力支持。当年报纸是对开四版，《花地》《晚会》副刊已占近半，是名副其实的“招牌”。 2月15日《羊城晚报》正式复刊。但之前已于2月1日、2月5日分别进行试版。2月1日“试刊号”成为亲历者们心中挥之不去的“样版报”，见证了我们四十年前的激情与热诚。 版面的好坏，是一张报纸的关键。2月1日的《花地》版，是后来当总编辑的关国栋亲手画的。他手握一把旧红木短尺，面对版纸左右比划。杨家文副总编辑在一旁临场把关，不时说上一二句话。我是新手，像徒弟学艺，也立于一旁，忙前忙后地打杂。那场景至今仍历历在目，那时感觉编辑真像个裁缝。 首版有杂文、专栏、寓言、诗词和国画，版头“花地”两字为茅盾先生亲笔所题。这个版的重中之重，是头条陈国凯的散文《我从花地来》。作者在文尾写道：“现在，使万千读者梦魂萦绕的《花地》，又将以百花竞艳的新面貌出现在读者面前，在《羊城晚报》复刊之际，我祝愿更多的‘文学婴儿’在这慈爱的母亲的怀抱里降生，在《花地》这个摇篮里成长……” 经典名著自有经典名著的由来，我与陈国凯就此话题有过一次对话，兹录如下： 左：1980年《羊城晚报》复刊。《花地》版在头条位置，发表了您的散文《我从花地来》，您怎么想起写这篇文章？ 陈：1980年，我曾写过一篇小文《我从花地来》，今天，再翻翻这篇小文，觉得很亲切。1958年，我还是个不懂事的高一学生，当看到我写的稿子在《羊城晚报·花地》登出后，我当时的激动心情是难以用语言形容的。那时一个中学生和编辑同志一个也不认识，稿子从前门进去，也是从前门印出来。近年，目睹了一些文坛的怪现象，我特别怀念、特别赞赏《花地》编辑这种关心无名小辈，从不以名取文的优良作风。没有这种作风，是不可能培养出大批文艺新军的。 左：都说编辑是替他人作嫁衣裳，您怎么看？ 陈：《花地》编辑扶植人才——特别是扶植工农业余作者的工作是非常细致的，在一大堆稿件里，发现一株新苗，一篇好稿，不光是发表就算，还把一些作者介绍给文学界的前辈。1962年，我在《花地》发表了短篇《部长下棋》之后，《花地》的编辑就把我介绍给有名望的老作家、评论家萧殷。当时我还是个二十出头的青年，萧殷认识我之后，一直关心我的思想和学习上的进步，一篇稿子他仔细阅读完后还在上面写出修改意见，该画出的则画出，并指出不要这一段的原因，可以说，是萧殷扶着我走上文学之路的。 左：“我从花地来”已成流行语了，是许多作家和业余作者的口头禅。多年过去，作为省作家协会主席的您，和省作协一直支持报社的工作，大家对此深表谢意。 陈：岁月无情，现在我已步入老年，虽然出过一些书，自知无多建树，但我心里十分清楚，是《花地》使我成长起来的。广东不少作者也是这样成长起来的。“我从花地来”是他们发自肺腑的心声。 “样版报”终于问世了，大家手捧这张还散发着淡淡油墨香的报纸，奔走相告，热泪盈眶。 这之后，还有一件与版面有关的事让我记忆犹新。一天，杨家文找我，他伏在桌面，脸颊几乎贴着一份小样，见我进来，并不抬头，说：“抽稿，即上这篇《最后的二十七天》，放头条，标题要醒目。”我一一照办，还配上几朵白花作题饰，版面素洁。这篇披露刘少奇死亡真相的文章，在别的报刊发不出，一经《花地》见报，反响巨大，《人民日报》、《文汇报》、香港《大公报》等转载，塔斯社等均播出消息。 回首往事，在四十年前那个特定的历史阶段，我们努力过，奋斗过，这足够幸运，足够珍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