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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城晚报记者 温建敏 虽然是名老记者，但是真要回顾此次奔赴湖北疫区采访写下感言时，一时间居然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了。 45天里，从广州到武汉，再转战洪湖、荆州，就单一事件来说，一定是职业生涯中最长的一次采访，没有之一。而我的同事汤铭明，及其他的一些同行，在疫区的采访时间更长。 面对史无前例的疫情，我们每天都在见证历史。见证武汉封城、湖北封城甚至全球封城，见证新冠肺炎患者从几十数百例到超过百万例，见证死亡人数从个位数到逼近6位数。 而武汉和湖北，无疑是早期疫情的风暴眼。在这里的亲身见证，无疑更有历史价值，对于一名记者来说，更是难得的职业生涯经历。 事实上，22年的职业生涯中，我参加过汶川地震、日本大地震、雅安地震等重大突发事件的采访，也参加过“非典”这样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的报道，但没有哪次面对过像新冠疫情报道这样巨大的冲击。 2月5日，当我作为领队带着广东媒体报道团到达武汉高铁站时，面对空荡荡的站台和街道，面对人满为患的各家医院时，这个千万人口的大城市像是按下了暂停键，除了医院，全城停摆，一股悲凉涌上心头。 “必须提醒你们，你们面对的是前所未有的敌人，是看不见摸不着又无孔不入无处不在的病毒。”接站的湖北省相关部门工作人员说。 湖北的疫情仍然处于最严峻时刻：2月4日新增确诊3156例，比前一天增长约30%。 我采访的好多医疗队员都是写了遗书上前线的，虽然4.2万援鄂医疗队员后来无一感染，但当时外界对武汉的判断是处于失控状态，必须做最坏打算。其他行业的“逆行者”莫不如是，我的一个同事就是写下遗嘱后赴一线采访的。 而冒着巨大风险“逆行”的新闻记者当时却是遭到部分人士的质疑的，一是当时医疗资源极其紧张，媒体记者会不会挤占宝贵的资源，二是记者非专业人士，如果防护不当被感染，更是添乱。 对前方记者来说，这也是巨大的压力——冒着如此大风险来到疫情最危重的地方采访，意义何在?如何履行好一个新闻记者的责任? 于我而言，或者于一个记者而言，最重要的，当然是及时准确生动做好疫情报道，并重点关注疫情当中的普通人，记录下一线医护人员、病患者、基层工作人员的故事，如《航拍雷神山医院，让我们记住这些平凡面孔》《一座城的“疫”中深情》等报道。 二是发挥媒体的纽带作用，并力所能及地回应热点焦点。如及时将一些医院医疗资源缺乏的情况与一些社会组织、企业沟通，为社会捐助充当桥梁纽带。在洪湖采访时，我们就成为首家现场采访回应“良心口罩”被罚事件的媒体记者。 三是做好防护，不添乱，尽量不挤占医疗资源。在武汉采访时，作为广东媒体采访团队的领队，我曾放下手中的所有工作，联系广东医疗队为团队记者做防疫培训。而在湖北45天的采访中，无论采访回来多晚，后方催稿多急，一定要先做好防护消杀。另外，得益于报社同事的努力，出发前携带了较为齐整的防护物资，所有采访活动，没有动用当地一个N95口罩，没有挤占一件防护服。 在出发的高铁上，我在朋友圈发了8个字，“希望不添乱，有价值”，现在看来，基本上还是做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