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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可明 （受访者供图） |
羊城晚报记者 王丹阳 小印记·大时代 我的特区故事 在上世纪90年代初，由深圳市委宣传部撰写，总结改革开放前10年经验的《深圳的斯芬克斯之谜》一书曾风靡全国，香港东雅公司郑可明先生出现在该书的第四章。1978年3月，郑可明作为第一个“吃螃蟹”的企业家，满怀激情地走过罗湖桥，来内地投资。当时，距离深圳特区的成立还有两年。 5月9日下午，76岁的东雅集团主席郑可明接受了羊城晚报记者的独家专访。讲述他眼中的深圳巨变40年以及他与特区密不可分的人生故事。 第一个走过罗湖桥的港商 1978年，时年34岁的潮汕籍商人郑可明从香港跨过罗湖桥，在深圳文锦渡的铁皮房里，建起了一家对外出口手袋厂。这让他成为改革开放后第一个投资内地的港商。 郑可明回忆， 在特区成立前，深圳当时物资匮乏，电力紧缺，外出吃饭都是难题。当时，罗湖对外经营的餐厅只有一家。 往返深港的交通也难。当时，郑可明每天早上5时多起床，从香港何文田的家出发，开着第一批深港两地牌车——一辆白色宝马——到文锦渡关口。上午6时关口开放，郑可明常常是第一个过关，7时多又第一个到工厂，然后等待工人们上班。下午4时，他就又要往回开，因为文锦渡关口下午5时就关闭。 在这样的条件下，郑可明开始了在内地的创业之路。 一开始，他的手袋厂只有200平方米，车间全是铁皮房，为了扩大生产，郑可明又申请多租了几亩地，花了45天的时间把厂房扩大到2000平方米。 后来，正是在这家名为罗湖手袋厂的工厂里，走出了中国第一代“打工妹”，也正是这家工厂在珠三角第一次实行计件工资。 特区成立让他下决心到内地发展 说起1980年深圳特区成立，郑可明特别激动。 作为开着第一批两地牌车往返深港的企业家，郑可明感受到、也享受到了深圳特区成立后的种种利好。香港与内地的经济互动、人脉交流、贸易往来越来越便利，对于解决当时香港存在的产业转移、用工高成本等问题有极大帮助。 郑可明说，自特区成立那时起，让他下定决心，决定将公司的发展重心逐步向内地转移，为国家经济建设作出爱国商人应有的贡献。 作为珠三角第一家实行计件工资的工厂，罗湖手袋厂最开始工人工资是一个月固定26元，工人积极性不高。后来他就提议计件工资。 郑可明回忆，当时，厂子还是来料加工的国营厂，国营经理不同意，怕犯规。他就花时间做经理的思想工作。计件后，订单多，工人干劲足，工厂发展也很快。到1986年以后，在罗湖手袋厂最鼎盛时期，厂里有14800多人，一个月可做手袋120万个、皮鞋50万双、表带16万打，一个星期有几十个大货柜发往美国。 如今的深圳更加现代、创新、成熟 1981年，郑可明从香港移居澳大利亚。2008年，他被选为广东省政协首批特聘委员。然而无论他在哪里，不变的是对深圳的深情。 如今，已退休的郑可明仍在深圳进行投资，他也不时从悉尼飞回深圳居住，请当年工厂里的第一批打工妹、打工仔一起来家里坐坐。 郑可明说，随着时代变迁，东雅集团也逐步从单纯的制造业向研发、生产、销售、品牌化一条龙转变；同时也试图向电商、产业园方向投资。 靠手袋在深圳起家的郑可明保留了手袋生意。不同的是，业务从40年前的来料加工、贴牌生产变成了在纽约接受高级订单和购买知名品牌经营。 “今天一个现代、创新、成熟的新特区呈现于世人面前，充分说明了成立特区这一决策高瞻远瞩！”郑可明深有感慨地说。 对话 与特区成长 是我一生的荣耀 羊城晚报：你眼中今日的深圳与40年前有着怎样的变化？ 郑可明：最直观的变化就是，小渔村变身摩登大都市。40年前的深圳只能在残旧的老照片里找到那时的影子，目前深圳的高科技等高端产业引领全国乃至全球，这是中国改革开放伟大成就的一个缩影。 羊城晚报：你认为特区“特”在哪里？ 郑可明：简单来说，就四个词“特殊、开放、自由、规范”。国家出台了明确的特区特殊政治经济政策；提升了特区开放程度、深度；给予外商足够自由的选择权利；公开透明地表达了特区经济活动的规范。 羊城晚报：你对深圳特区40年有怎样的人生记忆？ 郑可明：这40年，公司从无到有，再到颇具规模，完全依赖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的改革开放政策。这40年，也是企业与特区一起不断出发的历程。有幸在这个历程中成长，是我一生的荣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