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认识的许杰先生

　　□钱虹

　　许杰先生是我上世纪70年代末考取华东师范大学之后最早认识的著名作家。他那时已快80岁了，个子不高，鹤发童颜，穿一身藏青色的中山装，见到人总是笑眯眯的，露出弥勒佛般慈祥而又和善的笑容。

　　我是在丽娃河畔的校园里见到这位和蔼可亲的白首老人的，他不像徐中玉先生那样步履匆匆；他在校园里不疾不徐，一副闲庭信步的样子，遇到熟人跟他打招呼，他便颔首回应，笑脸相迎。后来才知道，他每天清晨5点即起床，去长风公园银锄湖边散步，几乎要走十里路。难怪他耄耋之年仍然身健步轻，耳聪目明。华东师大中文系的老先生中颇多长寿者，如活了105岁的徐中玉先生、实足99岁的施蛰存先生、实足98岁的钱谷融先生等，许杰先生活了93岁，这跟他们每日坚持走路散步的习惯以及淡泊宁静的心态是分不开的。

　　进校第一学期，我在图书馆看到1935年上海良友图书出版公司出版的《中国新文系大系·小说一集》，其中收有许杰先生的小说《惨雾》《赌徒吉顺》。茅盾先生称赞《惨雾》是“那时候一篇杰出的作品”，“结构很整密”，“全篇的气魄是壮雄的”。他还写过《出嫁的前夜》《台下的喜剧》《的笃戏》等乡土小说，都是反映其故乡浙东风土人情的。这些小说，使他成为茅盾先生赞许的当时“成绩最多的描写农民生活的作家”。

　　进校后，许杰先生给我们做过一个关于鲁迅的散文诗《野草》的讲座，至今印象深刻。上世纪70年代末，大约是我们大二下学期，他和钱谷融先生合招中国现代文学专业研究生。之所以合招，因为当时钱先生的职称还只是讲师，不能单独招收研究生。1957年钱先生发表了《论“文学是人学”》挨了批判，一直当了38年讲师，后来他是1980年从讲师直接晋升教授的。许先生和钱先生名下各有3位研究生。当时许先生已年近八旬，仅招了这一届后就停招了。上世纪80年代初，复旦大学尚无中国现代文学专业研究生硕士学位授予权，所以他们第一届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生毕业之前，是到华东师范大学来申请硕士学位的。

　　1982年初我本科毕业留校。不久考上了钱谷融先生的研究生，每隔一周便去华东师大二村钱先生家去上专业课。钱先生对许杰先生非常尊重。我曾听他说，他的那篇论文《论“文学是人学”》，其实是许先生鼓励他写的，并且题目也是许先生改定的。该文50年后获得华东师范大学唯一的“论文原创奖”。

　　1952年华东师范大学组建时，钱谷融先生从上海交通大学调入，本来要他担任校图书馆馆长，钱先生说自己不擅行政事务，只愿教书，所以就到中文系当了讲师。许杰先生原为复旦大学教授，此时调任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兼中文系主任。他又是名闻遐迩的著名作家，1949年7月，许杰先生应邀赴京出席第一次文代大会。同年，他还先后担任上海市政协常委、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副主席等职。1956年，他被派往苏联莫斯科大学去讲学，在北京待命时，应邀出席了全国宣传工作会议。毛泽东主席出席了这次会议。合影时许先生站在毛主席身后，毛主席还与他握了手。

　　返回上海后，作为系主任的他积极发动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的师生们行动起来，迎接文艺界、学术界春天的到来。钱谷融先生正是在他的一再鼓励下，于1957年初写出了那篇长达3万字的《论“文学是人学”》的学术文章，并在一场讨论会上宣读此文。钱先生说，我的文章本来叫做《论文学是人学》，不加引号的，许先生看了以后，替我加上了引号，说“这样有个挡箭牌”。意思是万一有人追究，有引号就成了对苏联作家高尔基原话的引用了。这篇文章于1957年5月刊发在上海的《文艺月报》上。

　　上世纪80年代中期，我研究生毕业后，调入中文系现代文学教研室，与许杰先生成了同事。不久，教研室搞活动，年近九旬的他也拄着拐杖来了。教研室同仁在一起合影留念，我的影夹里有我们与许杰先生的一张合影，弥足珍贵。当时年轻的我担任教研室秘书，又去过许先生家几次。我曾问过他，是什么时候加入五四时期新文学社团文学研究会的？他说，是1925年，当时因为在《小说月报》上发表了《惨雾》《赌徒吉顺》等作品，受到茅盾先生的赞许，所以就被“吸收”为文学研究会会员了。

　　许杰先生宅心仁厚，慈祥友善，在我的记忆里，他也有台州人“硬气”的时候。上世纪80年代末与他聊天时，不知怎么提到了钱谷融先生那篇《论“文学是人学”》。他跟我说：“那篇理论文章写得很好，具有正确性和针对性。当年批判我时我这样认为，直到现在我还是这样认为的，几十年观点不变。”这同后来钱先生跟我说的几乎异曲同工，他说自己被批判多年，做了38年的讲师，但从没后悔过，“因为我相信我的观点没有错”。看来这两位外表随和慈祥的先生，骨子里都有文人的执着和硬气。

　　1993年9月25日，许杰先生因突发脑溢血于上海逝世。10月5日，追悼会在龙华殡仪馆举行。追悼会上垂着一副挽联“宠辱不惊，看庭前花开花落；去留无意，望天空云卷云舒”。我想，这副挽联送给许杰先生，是再合适不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