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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吴子林（右）与著名文艺理论家、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童庆炳先生（1936-2015）在卢沟桥合影 |
□吴子林 时间真是毫不留情。才一转眼，童庆炳老师走了五年了！ 这五年里，有诸多的失意，有诸多的缺憾。还好，它们都随风而去。这五年里，每年都回老家——福建连城，到童老师墓前上香、叩头，然后坐下，悄悄地诉说。此外，便是不时回读跟童老师往来的邮件。 2015年6月14日，童老师遽然离去后，我待心情稍微平复，随即下载了与童老师所有的电子邮件往来，总计1万余字。最后的邮件往来是2015年2月8日晚。童老师连续三次给我发电子邮件，主要转发他与王蒙、徐中玉、钱谷融、郭预衡、莫言、余华夫妇等人的合影，因《童庆炳评传》一书已确定由黄山书社出版，我正在为此书配照片。在22:08的邮件里，童老师说：“评传越改越好，我十分满意。”读了这句，我的眼眶湿了，想起几天前童老师在邮件里说了句：“毕竟同乡，毕竟师生，毕竟朋友。”我知道，这是童老师对我的勉励之辞，但仍心潮起伏、激动不已…… 从2009年开始为童老师写评传，因学养有限，自己一直不满意，只能是反复修改、不断完善，感觉又写了一篇博士论文似的。在撰写评传的五六年里，我总是不停地向童老师咨询些细节，童老师但凡想起了什么就直接打电话告诉我。有好几次，常常一聊就是两三个小时，因为聊得太久，座机话筒都被握得有点滚烫。2014年12月22日的邮件里，童老师写道：“我年纪大了，很多事情都不能做，或做得很慢。”这让我很是感伤，我读出了童老师暮年的心境。或许，二三十年后自己也是这样吧。我总是跟童老师说：“有什么我能做的，您就告诉我，交给我做吧！” 在我的所有电子邮箱里，能找到他最早给我的邮件是在2006年8月12日15:37发的：“子林：你好！你的文章写得不错，摆事实，讲道理，有一定的理论力度。个别地方可以再考虑。我在你的文章中，用红色的字注明了，请你再斟酌一下。”那时，我加入了某个理论问题的论争，文章写好后请童老师帮我把把关。童老师看得很细，提出不少好的建议，按照这些建议一一修正，文章改好我就投出去发表了。 又如2008年10月30日11:12的邮件：“子林：你好！你的文章我认真看了一遍。我做了一点订正与个别的补充，这些地方都用红字标示出来了。我总的感觉是文章有点芜杂，似可写得更简明一些……”能够成为童老师的学生，真的很幸福。像我尽管毕业多年了，仍总能随时得到童老师的指导和帮助，好几篇论文都是经过童老师不厌其烦的一次次批改。 当然，如果我做得不好，童老师会立马指出来。如，有段时间出手过快，发表的论文数量确实稍多了些。在2013年7月6日16:48的邮件里，童老师就直截了当地说：“一个学者一生，不要写太多的东西。每五年集中于一本书就可以了，要做得深入、深刻，寻找到自己的方法。有机会你再来我家，还可以谈谈。”有时批评得更厉害了一些，大概担心我心理承受不了，批评之后就补上一句：“因为我是你的老师，才写这几句话。” 童老师说过：“对待同事要有一颗善心，对待学生要有一颗爱心。”在童老师心里，我们这些学生永远是他的孩子；而我们则把童老师当作自己的老父亲，受了委屈都会向他倾诉。 有一回，我经历了一次比较大的挫折，心灰意冷，万分沮丧，便一五一十向童老师汇报。童老师当天就回复邮件，安慰我说：“以我一生的经历看，人的一生都要遭遇挫折的，没有一个人会一帆风顺。问题是我们自己要平静一点。时间是无情的。多少年后，谁是真的，谁是假的，自会分晓。我一生受过三次打击：1963年被打成走‘白专’道路，被批判一个月，直到得了肺炎，才算作罢。第二次是‘文革’初期因为替曾恬写了半张大字报，被打成‘反革命’，那时真想回老家种地。第三次1990年评博导，硬是在第一轮通过后，在复审的第二轮，名字被涂掉。这几次，我都生气过，跟你现在一样。但谁对谁错，都是很快显示出来了。……我的忠告是：随他们去吧，还是要走自己的路！”在童老师的疏导开解下，我渐渐走出了那次人生的低谷。 童老师走后，我写了一首长诗，发表在《诗歌月刊》2015年第8期。这首诗有60章，题为《你就在我们身边——敬献恩师童庆炳先生》，表达了自己对恩师的感激与不舍；试择其中几句以表无尽的想念—— “八十个春秋/遨游在自己的世界/为学术/为学生/就是你生命的全部意义……你/从来没有离开我们/这些日子里/一直在跟我们交谈/在一个地点/那就是作为父亲的位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