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张忠德(右)、张曈（左）父子同为中医传承而拼搏 图/受访者提供 |
|
|
德叔在抗疫一线 汤铭明摄 |
|
|
韩进（右）（1977年、1978年高考） 星海音乐学院钢琴副教授，已退休；翟晓寒（左）（2005年高考） 星海音乐学院教师 |
|
|
韩进觉得，自己是时代的幸运儿 图/受访者提供 |
|
|
老三届借高考实现了人生飞跃 图/受访者提供 |
|
|
资料图 汤铭明摄 |
|
|
资料图片 |
高考记忆，其实也是时代印记。同一个家族里不同代际的人所参加的高考，都与时代相呼应。从1977年恢复高考第一代高考生的周折圆梦，到上世纪80年代的腾飞奋发，到21世纪年轻一代轻松上阵选择个人道路，本报采访了三个经历几代人高考的家庭。这些故事，也是每个家庭内在精神的传承之路。同样的高考奋斗，有着不同的人生选择。 两代人的高考—— 中医世家，在考学中传承 文/羊城晚报记者 林清清 图/受访者提供 中医世家，传承的不仅是医术，守正创新的中医思维，顺势而为乘势而起的努力拼搏也一并传承。面对高考，不同时期参加过高考的父子俩都说，高考不只是一次考试，而是一个历练的过程：一次考试的好与坏如何应对，正如人生的顺境逆境，面对不同的时势盛衰，人应该怎样应对，做何选择。 高考档案 张忠德（1983年高考） 广州中医药大学副校长、广东省中医院副院长，岭南甄氏杂病流派第四代传人 张曈（2010年高考） 医学硕士，广东省中医院心血管科住院医师，岭南甄氏杂病流派第五代传人 第一代 德叔张忠德 “高考是我人生的第一次重大选择” “高考是我人生第一次重大选择。”这是人称“德叔”的广州中医药大学副校长、广东省中医院副院长张忠德，在赶路途中与记者说起高考的第一句话。他刚刚从广州文德路小学进行完抗疫演讲，赶回医院为一位从武汉回广州的康复新冠患者复诊。1983年参加高考的德叔，当时对未来已经有自己的想法。 上世纪八十年代，常用一句话形容高考：“千军万马过独木桥”，要考到自己的理想大学，更是要全力拼搏。“那正是祖国腾飞建设四个现代化的时期，那一代人有很积极的人生观、价值观和奋斗史。当时我们崇敬的是航天航空科学家。我当时的最大理想是做个化学家，所以高考志愿也填了有关联的医学专业。我当时有一种想法，我要通过高考到广东来，因为这里是改革开放的最前沿。”德叔说，人在顺境与逆境时，如何做选择，非常重要。 “人生应该要经历一次高考，它是人生选拔赛中的一次历练过程。它不仅考核你的学习能力，更是意志力、体力的考核，格局观和心态的考核。高考让你了解自己。当面对逆境时，比如你模拟考没考好，你有什么应对措施来调整，你的心态是怎样的？面对顺境时，你如何选择方向和未来？” 守正创新，中医世家的考学传承 “家族几代人的中医考学经历，其实也如同中医传承之道，守正创新。”德叔告诉记者，很多人不知道，岭南甄氏杂病流派传承五代，首集大成者甄梦初，当年就是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广州中医药大学的前身）第一批学生，那里也是中国最早和级别最高的中医学院之一。还没毕业，甄梦初就已经是广东中医院（广东省中医院的前身）的主诊医生了。他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广东省授予的第一批名老中医之一，德馨岭南。所以当甄梦初的孙女婿德叔以及曾外孙张曈相继通过高考考入广州中医药大学，在研学中成为甄氏流派第四、第五代传人，这也是一种家学的传承。 讲究渊源师承的中医世家，参加高考，经历了大学教育体系的培训，中医传承会有何新火花？“在我看来，中国一直有选拔人才的机制，高考是其中之一。随着时代不同，选拔的内涵不同，但战略层面是很好的，只是技术层面需要不断完善。中医传承也是一样，无论是以前的师带徒模式还是家族模式，这种小范围传承模式让它几千年能保存下来，但传承绝不是固守。一成不变的守旧不仅是中医传承最大的障碍，也是一种不负责任。我们应总结中医精华，让中医适应现代化的发展。传承的内容才更重要。” 德叔发现，现在报考中医药大学的年轻人里，真正喜欢中国传统文化，对中医有抱负的人更多了。“他们的思考维度、研究格局都会不一样，自然也更容易成才。”以中医药抗非典、战新冠的白衣英雄张忠德，在不同时代的考试制度中，看到了年轻中医人美好的未来。 第二代 张曈 “高考是测试，更是一种人生历练” “跟父母那一代相比，我们这代的高考没那么难了，但也有一种奋斗精神贯穿其中。”接受记者采访时，张曈刚下手术台。2010年参加高考的张曈，整个备考阶段都住校，可以有更多自己规划、执行、调整的空间，也给了他一次成长的机会。 “高考让我第一次觉得，人生可以通过自己拼搏和规划，得到一个好的回报。”作为从小被寄予厚望的好学生，“一模”竟然考砸了！张曈沮丧过后，调整复习计划。“当你看到在自己的努力下，一次次考试取得可量化的进步，就会有一种信心：只要你努力，没什么难关闯不过去！人生总会有起落，高考不止是一次测试，也是一种历练，它让我有信心去面对更大的挑战。” 学中医还是西医？兼学才知真爱 “小时候，我看过《老子》《庄子》，但没看过《黄帝内经》。”作为甄氏流派第五代传人，张曈并非从小立志中医。小时候，他喜欢躲在父母医院的图书馆里看书，“我看的书很杂，尤其对中国传统文化、哲学典籍感兴趣，但没有看中医典籍，也不会辨认中草药。” “高考填报志愿时，我在考古和医学之间犹豫过。父亲跟我详谈了一次。他说，医学与考古，钻研道路都很漫长且辛苦，无论我选择了哪一条道路，都要承担后果，不要怕苦。我知道，后来我从第一到第五个志愿都填了临床医学，父亲还是暗暗高兴的。但在我高考志愿填了中医药大学之后，我还曾经动摇过，到底是学中医还是西医。” 高考后的那个暑假，张曈还专门去读了一个德语课程，以备今后赴德国学医。“现在看来，我的心是归属于中医了，但对西医的兴趣和打下的德语基础，其实在中医现代化、中西医结合方向上，扩展了我的思维。中、西医为什么要取代对方？未来的路可以是并行的。它是用两种哲学思维去探求同一个问题的解决之道。如果我们现代中医人，可以应用中医和西医两种不同方法去择优解决，这不正是我们的优势吗？” 两代人的高考—— “一切的改变源于高考” 文/羊城晚报记者 孙唯 图/受访者提供 “我是时代的幸运儿。”这是从星海音乐学院退休的钢琴副教授韩进对记者反复提及的一句话。韩进分别在1977年和1978年参加了两次高考，最终被河南大学音乐学院录取，留校工作多年后，20年前与丈夫翟学京教授一同来到星海音乐学院任教，而他们的儿子翟晓寒也子承父业，目前在星海音乐学院声乐歌剧系担任教师。韩进表示，一切的改变源于高考。 高考档案 韩进（1977年、1978年高考） 星海音乐学院钢琴副教授，已退休 翟晓寒（2005年高考） 星海音乐学院教师 第一代 韩进 “十年积攒的人才都在这一刻绽放” 韩进出生于1960年。1977年的一天，17岁的韩进得到了恢复高考的消息。“心情非常激动，没想到自己今生还有机会参加高考。”韩进回忆道，“当时我觉得自己肯定不行的，但还是决定要去试试。” 韩进从小多才多艺，参加了学校的宣传队、体育队，音体美样样精通。1977年，韩进的父母决定让韩进学习一门技艺，以便将来去幼儿园或者小学当个音乐老师。于是，让韩进去河南大学进修。“那个时候不知道有音乐专业，只知道唱歌、跳舞。”韩进说，直到恢复高考后，她才知道可以考艺术专业。怀着对上大学的向往，韩进报名了。 “当时没有互联网，信息比较闭塞。除了少数同学去武汉音乐学院考试以外，我也不知道还有别的地方可以考，对于中央音乐学院这样的高校更是想都不敢想。”韩进最后选择报考了河南大学音乐学院。 “第一次高考的时候，报考的学生年龄差距很大，像我这样十几岁的孩子到三十几岁的大人都有。十年积攒的人才都在这一刻绽放。”韩进笑言，当她1977年第一次踏进高考考场时，发现高手如云，不少都是专业的歌舞团、文工团成员。第一次高考，韩进落榜了。 高考失利带来的是更大的动力。 经过了半年的刻苦努力，这一次，韩进成功“杀出重围”，被河南大学音乐学院录取。 “知道自己被录取的那一刻，心情非常激动。我爸说他这辈子只落过两次泪，其中一次就是在我高考成功的时刻。”韩进回忆道，那时候艺考条件很简陋，大家在一间旧教室里挨个表演，考生在里面考试，其他同学可以在外面观看。 进入大学后，韩进选择了钢琴专业，“我们都想把失去的时光追回来。尤其看到同班同学都那么优秀，倒逼着你一刻不停地努力和进步。”每天早晨5点钟起床，跑操之后，需要在6点到琴房占位置。“稍微晚一会儿琴房人就满了。”到寒暑假，也很少有人回家，韩进与爱人翟学京相识于校园，韩进笑言，当时虽然相识却没有谈恋爱，“时间都拿来学习了。” 大学毕业后，韩进在河南大学任教，后来又与丈夫一起来到了星海音乐学院，直至退休。谈起半生经历，韩进十分感慨：“是高考改变了我的人生。我们通过努力，成就了自己的事业。如果没有高考，或许我也能做点事情，但会和今天的境遇完全不同。我觉得自己是时代的幸运儿。” 第二代 翟晓寒 “听到成绩的那一刻，我激动得一拳捶在沙发上” 韩进的儿子翟晓寒目前在星海音乐学院任教。翟晓寒说，如今的事业，也要从他准备高考时讲起。 在高考前，翟晓寒只是对音乐有爱好，没打算走专业之路。直到中学的某一天，一位老师来到了翟家，惊讶地发现翟晓寒有一副好嗓子。“那位老师说，你天生就长了一个好乐器，为什么不好好发挥呢？” 翟晓寒说，“那时父母才想到，是不是可以试试？” 于是，母亲韩进与翟晓寒进行了一次长谈。“当时母亲说，如果做别的事情，或许也不错，但是为什么不利用你的天分，做得更好一点呢？”全家人的这次决定，让翟晓寒从此与音乐结缘。 “晓寒备考时，可比我们条件好多了。”韩进笑言，那会每天下班后，他们夫妻俩就回家对孩子进行培训。经过一家三口的共同努力，翟晓寒的音乐水平有了突飞猛进的提高。 2005年，翟晓寒报考了中国音乐学院、四川音乐学院、星海音乐学院等多个院校。最终，他选择了星海音乐学院，开始了他的大学生涯。“最激动的时刻是知道自己文化课成绩的那一刻。当时录取分数线是300多分，我考了600多分。听到成绩的那一刻，我激动得一拳捶在了沙发上。”翟晓寒说，在自己的高考路上，父母给予了很多的帮助和引导，“他们知道哪条路更适合你，哪条路可能会走得更远。” 星海音乐学院毕业后，翟晓寒前往法国求学，后来又回到了母校担任老师。不到40岁，翟晓寒已经获第25届马尔芒德国际声乐大赛最高奖项以及观众奖、第6届法国卡纳里国际声乐大赛一等奖等多个世界大奖。“高考是一个分水岭，是人生的一个十字路口。”翟晓寒认为，对于一个普通人来说，高考是通往更好生活、更高层次的台阶。 三代人的高考—— 三场考试，三种青春梦想 文/羊城晚报记者 崔文灿 图/受访者提供 从1977年到2011年，山东省一个普通家庭的三代人经历了高考，进而有了不一样的人生转折——第一代考生是1977年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考生，因高考重新拿回自己“被耽误的十年”；第二代考生通过高考走向更广阔的世界，圆了教书育人的梦想；第三代考生虽曾饱受高考压力，但仍感谢这场考试给了选择人生方向的机会…… 高考档案 余蓝（1977年高考） 中学退休教师 余青（1987年高考） 中学教师 萌萌（2011年高考） 文字工作者 第一代 余蓝 “恢复高考给了老三届一个机会” 1966年夏天，山东北部一所高中的高三学生余蓝收到了高考临时取消的消息。具体何时恢复考试，尚不清楚。无缘高考，握惯纸笔的余蓝只得回乡务农。1968年初春，他成为当地小学的民办教师。在这所小学里，他一个人扛起了1-4年级的所有科目。1969年8月，又被调任至乡村中学教授物理和化学。三尺讲台，一站就近十年。 1977年10月的一天，中央广播电台发布了恢复高考的消息，并透露考试将在年底举行。收音机这头，余蓝内心泛起波澜，当下决定：参加高考！ 做出这个决定，除了寄希望通过高考实现“农转非”，也是出于现实的考虑：参加高考读师范学校，上学国家有补助，毕业后还能成公办老师。正是这样的想法，让余蓝决定试一试。 当年考生需要备考4门科目：语文、数学、理化、政治。余蓝当了多年的理化老师，又是认真读过三年高中的“老三届”，考数理化自然不在话下。语文水平也凑合，唯独政治这门学科他心里没底。于是，就找同校政治老师借资料复习。白天学校教书，夜里点灯学习。就这样复习一个多月后，1977年年底，余蓝和全国570万名考生一道，迈入关闭十年的高考考场。 余蓝至今不知道自己高考考了多少分，只是接到乡里要他填报志愿的通知，后来，自己成了1977年高考中乡里唯一的大学生，读了师范学校。 余蓝回忆，当年读大学国家给经费，一个学生每月18元钱补助。“那时候老师一个月也就是30块钱的工资，国家虽然困难，但还是拿出教师待遇一半多的经费来支持学生，培养师范生。”对国家当年的支持，余蓝至今仍心存感激。 余蓝说自己是“高考改变命运”的代表。大学毕业后，他如愿进入县城高中教书，成了一名公办老师，工资涨到每月60元，后来学校还帮解决了住房问题，这让同村人艳羡不已，自己也格外知足。 “1977年恢复高考，对‘老三届’毕业生而言，是国家对我们这些人的补偿；对我个人而言，是一次机遇与人生转折。”余蓝这样评价那年高考。 第二代 余青 “考出去，见见外面的世界” 余蓝参加高考十年后，1987年，女儿余青也坐在高考考场上。 经过十年的完善，80年代中后期的高考制度已相对成熟规范。余青回忆，从1984年开始，中学里收到的录取通知书多了起来，学校特意在教室走廊外开辟了一块黑板，收到录取通知书的准大学生们的名字被写上墙，做成喜报。余青看了，不由心潮澎湃。 余青努力考学的动力，还来自父亲学生们口中“外面的世界”——一到寒暑假，余蓝的学生回来，会跟老师说起大学的所见所闻，这让余青听到了，心里充满憧憬和向往：北京、上海是什么样子的？高校图书馆的藏书真的浩如烟海吗？此时的余青刚跟随父亲从农村来到县城，过去十几年生活半径也不过几十里，由此她心里暗暗憋了一股劲：考出去，见见外面的世界！ 余青说，当年不是每一个高三生都有资格参加高考，在报考高考前，学校还有一次预考。从某种意义上，预考和高考一样重要，却更加残酷——只有通过了预考，才有资格拿到高考考场的入场券。预考只有一次，因此平日成绩不稳定的学生若预考中发挥失常，只能选择离开学校或继续复读。 正因如此，高三那年，余青眼看着上一届甚至上上届的学长学姐被预考筛下后，又进入到她们的教室，原本四五十人的班级扩成七十多人。 “到了高三，我们教室最后几排根本没有过道，全是桌子，因为复读的人太多了！”余青说，有学生一考就是四五年，看着昔日同窗变成自己老师，依旧为高考奋斗着。 1987年，余青通过高考迈进师范院校的大门，和父亲一样，她也选择做一名教育工作者。她说，自己也想成为一个像父亲一样受人尊敬的人民教师。 第三代 萌萌 “没有哪场考试比高考更虐，但我依然感谢它” 和祖辈父辈不同，余青的女儿萌萌对高考最大的印象就是一个字：累。高中学习压力大，成绩并不算拔尖的萌萌一直咬牙坚持追赶，每天睡不到5个小时。高考前的那个冬天，每天清晨5点，她就骑上单车打着哈欠去学校早自习，“每天睡眠严重不足，骑车在路上都快睡着了。” “每一个同学都非常努力，我们去饭堂打饭都是以百米赛跑的速度冲刺去的，因为去晚了就要排长队，这也意味着学习时间又少了些。现在回想起来，这样的生活挺‘变态’的，但没办法，大家都这么拼，你不能掉队。”萌萌说，有的同学备考期间头发大把地掉，个中压力若非过来人，着实难以想象。 支撑萌萌备战高考的，是深藏心中的文学梦。从小学开始，这个女孩开始写小说，在课业繁重的高中，她还自己排版做报纸。在无数张考卷压来的间隙，她都不忘提笔记录细碎的生活，而这也成了繁重学业中最幸福的寄托。 2011年，通过高考，萌萌迈入大学校门，开始攻读文学学士、文学硕士，最终成为一名文字工作者。 高考后的这些年，萌萌也参加了大大小小不同的考试，但她说，没有哪场考试比高考更虐了。“高考是我人生中再也不想重复的一次经历，但我依然感谢它给了我选择人生方向的机会，指引我走上了适合自己的那条道路。”（应采访对象要求，三代高考人均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