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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离世已有23年。他晚年那双暗淡的眼睛、忧郁且带点惆怅的眼神，我最是无法忘怀。 （一） 那年夏天，父亲来信说，他的眼睛视物越来越模糊了，可能是青光眼。我很着急，赶快把父亲从文昌老家接到广州。 几经打听，得知中山医学院眼科医院（现在的中山大学眼科中心）周文炳教授擅治青光眼，曾给毛主席、周总理治过眼疾，医术精湛、名满杏林。那时名教授的号还不像现在这么难挂，我便挂了他的号，带着父亲前去诊疗。 周教授诊断说，父亲是晚期闭角型青光眼，是一种不可逆致盲性眼病。他问我父亲为何不早点来看？早发现早治疗尚可避免致盲，现在视神经全部受损，像一棵树，树根全枯了，要浇活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记不清那天有没有拿药，只记得天气闷热无比，没有一丝风，我用单车载着父亲，回到单位刚分给我的两房一厅的居室。一路上他一言不发。半个月后父亲便回老家了。离开广州前他对我说：“生死由命，富贵在天，既来之则安之。” 那一年，他74岁。 （二） 记忆中，父亲一双眼睛很有神，尤其当他进入工作状态，拨起算盘记账或编制财务报表时。他解放前曾在广东省财厅当过会计，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留用了他。父亲对此感激不尽，工作一直很努力。 从我记事时起，他几乎就是每年春节才回一趟家，其余时间都在单位忙工作。那时交通不方便，父亲工作的地方和老家没有直通车。我小学四年级放寒假时，曾跟父亲去过他工作的地方，搭乘公共汽车转了好几个站，中途还要步行10多公里路。那天他一放下行李，就去了办公室。我见到他办公桌上堆满各式各样的账本，旁边有个大算盘（那时还没有计算器）。父亲坐在办公桌前，眸子炯如虎，目光在账本和算盘之间转动，眼都不眨一下；手指则在算盘上非常灵巧地拨弄。我当时只觉得父亲打算盘有一种节奏感，很有音律美。后来读《琵琶行》，白乐天形容九江女弹奏琵琶“嘈嘈切切错杂弹，大珠小珠落玉盘”，我想用来形容父亲也不为过。 父亲对工作投入，也非常顾家。他工资不高，每月人民币70元左右，要寄30元给家里供我们兄妹三人读书，剩下的40元，抽烟花10元，伙食费和日常开支30元。每年过年，他还总要带回一些紧俏的年货，腊肠、白糖、腐竹、粉丝……而他自己的生活很简单。那时候单位没有饭堂，他下班后多是自己做饭。那年寒假我在他那里，顿顿饭都是瓦罐煲咸鱼，偶尔加点五花肉，味道倒是很香。 父亲55岁那年，因不适应下放“五七”干校的日子，去办了退职，领了一两万退职金（当时尚无“买断工龄”一说）。那天他坐公共汽车回到文昌县城，我和母亲去车站接他。我本以为他会带好多好吃的东西，但他下了汽车，却是一人、一根扁担、一个白色帆布行李袋（里面是棉被和枕头），另外仅带回一条广州卷烟厂生产的丰收牌香烟——这个牌子当时在海南岛每包价钱是2角8分，现在已经见不到这个牌子了。 但父亲面带微笑，神情轻松，目光尤其怡然自得。大概他觉得一辈子劳累，从今天起可以过上清闲日子了。 （三） 父亲是个沉默寡言、不善言辞的人。他对母亲、对我们兄妹三人，话都不多，平时一整天说不上几句话。 他喜欢看书。我总看到他坐在乡下老屋大厅的小凳子上，手捧一本游国恩等人主编的《中国文学史》，聚精会神地阅读。他看过的书还有一本我记得是李六如的《六十年的变迁》。当时读小学的我，不时拿来翻看。父亲在这本书的扉页写了一句话：“像听故事般好读。” 我读小学时，哥哥、姐姐都住校了，父亲写给家里的信便由我读给母亲听（母亲不识字）。当时他写信用的都是到市面上买来的信封和信笺，极少用公家信封。偶有一两次用了单位的信笺，他还特意把顶格上的单位名称切掉。古人有“公烛之下，不展家书”的故事，颂扬为官廉洁，公私分明的品格。我父亲当然远远达不到这种境界。但我后来想，他用切掉单位名称的信笺写信，多少还是有一点敬畏之心，更多的可能是要让我从小就知道公私分明。 父亲对我的学业似乎不是很关心。但我初中毕业回家务农时未满15岁，父亲正好那年办了退职。看到我整天面朝黄土背朝天，怕我不思进取，多次叫我要自学，要读书看报。他对我常说的一句话是“万贯家财不如一技藏身”。他甚至叫我去学木匠、学裁缝。 不过他又很容易满足。我后来参加了县水利建设民兵团，几年后县水电局招录我当工人，叫“费用工”，是从水利经费中调出一部分拨付工资，每月28元，没有正式国家工人享受的福利待遇。但父亲很高兴，他对我说：“现在不错了，每月有出有入，生活无忧。”满足之情，溢于言表。 （四） 父亲从广州看病回老家后的第10个年头，眼睛彻底看不见东西了。但他每天仍坚持在老屋大厅里扶着母亲给他固定在墙边的一条又粗又长的竹子来回踱步，以活动筋骨。我曾经问他，当年周文炳教授说你为何不早点去看眼睛，你是怎么想的？他淡淡地说：“那年头国家穷，单位也没有那么多经费，我怎么能花公家钱渡海去看病呢？能熬就熬吧。”我无语。 香港回归那一年，父亲去世。他比母亲先走了10年。 曾国藩的《八本》里说：“事亲以得欢心为本，养生以少恼怒为本。”父亲在世时我和他在一起的时间不多，更谈不上承欢膝下。唯一能让他感到欢心和安慰的，就是国家恢复高考后我考上了中山大学。记得读大学后第一个假期回家，村里人告诉我，每天早上都能听到我父亲唱《东方红》，他出门见到谁都笑眯眯地打招呼。想像得出来，那阵子他是心花怒放的。 但有两件事我至今仍很自责。一是他到广州看病，看到街头有摆卖牛杂羊杂的小摊贩，叫我买一串给他尝尝，我觉得不卫生而断然拒绝了；二是他去世的前一晚，在病榻上想喝新鲜椰子水，我担心喝了有不测，也没有答应他。这两件事至今回想起来我仍不胜唏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