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忆郑克鲁先生

　　□张薇

　　我是郑克鲁老师的第一个女博士生，从师整整20年，印象中的他好像不食人间烟火：不烧饭、不洗衣（师母承包了）；不爱鲜花，也不谈音乐、绘画，只活在学术的世界中，一谈起学术现象和学界问题，两眼放光，激动时手指张开，手臂上下挥动；可一谈起别的，则少言寡语了，好像他就是为学术而生的。

　　20年前，郑老师的名声如雷贯耳，考他的博士心里难免忐忑不安。第一次拜见是在他的老宅——延安中路355号的一套上海老式房子里，家具十分简陋，一溜排的书橱是家中最亮眼的风景，几乎占了居室的一大半。书橱里不仅有法国文学书籍，还有英美文学的经典作品和重要资料，而且以全集或文集为多，洋洋大观，特别整齐漂亮。郑老师圆圆的脸庞一直微笑着，一副菩萨面相，衣着朴素，儒雅随和，毫无大学者的架子，这立马打消了我的紧张情绪。谈话中，他询问了我的学术背景和将来的研究方向。这次拜见开启了我们的师生之缘。

　　读博期间，郑老师鼓励我多写作，除了写毕业论文方向的文章，还写其他方面的论文。记得我在《文艺理论与批评》上发表《诺贝尔文学奖的政治标准与审美标准》一文后，他很高兴，特地从学院的资料室借来读。郑老师是外国文学史首席专家，他所主编的《面向21世纪课程——外国文学史》影响巨大，我写了一篇书评，准备投给《外国文学研究》杂志，书评中对这部教材提了一个小缺点，当时惴惴不安地拿给他看，问可以写缺点吗？结果他爽快地说：“当然可以。任何一部教材或书都不可能是完美的，如果书评全写好话反而不客观了。”我心头一阵释然。

　　郑老师不仅关注综合性大学文学院中文系学生学习外国文学，而且也关注向理工科院校的学生普及外国文学知识，为此他主编《外国文学简明教程》。我参与了该教材的编写，负责收齐各位编写者的文稿，郑老师细致地阅读全部文稿，并用红笔详细批注，那种一丝不苟的态度着实让人敬佩！

　　2003年我博士论文答辩前，正值非典流行期间，气氛异常紧张。由于我回老家探望幼女。回到上海不允许马上返校，当时郑老师担心我不能如期参加答辩。我在嘉定区隔离了十四天后，顺利返校答辩，郑老师舒了一口气，师生同心啊。

　　在郑老师最后患病入院前一个月，我去看望他，听说我在研究卞之琳的莎学，他提供了许多卞之琳的信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郑老师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时曾与卞之琳共事，卞之琳是西方文学研究室的组长，他们经常开会讨论。卞之琳经常谈《布莱希特印象记》，谈1938年去延安，谈法国印象派诗。郑老师认为卞之琳所写的莎士比亚的文章具有散文化的风格，有点像当时蒋和森写《红楼梦论稿》的笔法，将理性分析和美学鉴赏融为一体，思路很开阔。郑老师赞赏卞之琳用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法来分析莎士比亚作品，认为这样的分析才深刻。无巧不成书，在“文革”期间，他们曾是好邻居，生活了十几个月，彼此交流更多。郑老师告知我卞之琳的治学方法、文学评论的风格和研究兴趣，并推荐我看《翰林院内外》，此书反映了中科院六位西学大师的故事，其中有卞之琳，被称为“蓝调的卞之琳”。这一切使我对作为学者的卞之琳有了生动而具体的印象，为我进一步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感性资料。

　　郑老师退休之后依然每天去上海师大的文苑楼——后来搬至光启楼——工作，风雨无阻，昼夜伏案，直到疫情开始为止。他晚年主要搞翻译，他要翻完雨果的全部作品：“我喜欢翻译，译书的过程中，我觉得是一种享受；如有自认为译得不错的地方时，便感到一种快乐；译完一本书，我觉得了却了自己的一个心愿，完成了一项重要的使命，所以乐此不疲。”每日清晨，霞光照射着行走在校园中的他的背影；每天晚上，光启楼的青灯映照着他的满头白发和红色的衣服（先生爱穿红衣）。几十个春秋，他在翻译中找到乐趣，不辞劳苦，一本接一本，早上翻一段，中午翻一段，晚上翻一段，每天三段时间。他孜孜耕耘，为世人留下1700万字的译著。

　　郑老师很懂得教书育人的门道，要求弟子做学问一定要踏实严谨，对一些学者的成就包括他的东西不能瞎夸、乱吹捧，一定要认真去阅读，然后再评论，这样说出来的东西才实在、才有含金量，否则都是空话。他厌恶当今学术的浮夸之风和晦涩之风，提倡明白晓畅的文风，他指出目前学界的某些刊物上发表的文章不知所云，艰涩难懂。

　　郑老师虽然离开了我们，但他的精神灵魂和译著、文学史书将永远滋养着后人，用他的话说：“生命就是你给世界留下了什么东西，不留下什么东西就什么也没有。人总是要死的，但我想留下一些东西。”他如愿了，他的丰硕成果就是一座丰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