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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勇（右）在“南海I号”保护发掘现场 羊城晚报记者 梁喻 摄 |
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所长 崔勇 羊城晚报：整体打捞“南海I号”是个创举，怎么会想到此方法？ 崔勇：当时，我们虽然采集了6000多件很完整、很漂亮的瓷器，但是因为海况确实不好，能见度很差，基本没有采集到多少考古资料，比如绘图、照相、影像等都采集不到。在海况不好的条件下发掘“南海I号”，可能会损失文物的很多信息。于是，2002年前后，我们就提出整体打捞的设想。 当时有一位工程师叫吴建成，他提出用沉箱的方法，就是把一个巨大的沉箱整个套在沉船上，再把沉箱底上一封，船就能捞上来了。然而，这个方法最难的是吊放沉箱。这个沉箱有33米长、14米宽、500多吨重，分上下两层。而水下定位非常难，且沉箱放下去以后很难再调整位置，所以必须一次放准。最后，真的是一下就放准，成功了。 羊城晚报：如何看待发掘“南海I号”的价值和意义？ 崔勇：“南海I号”是一个“时间胶囊”。它把一个小的等级社会和小的生存单位在一个短时间里面封闭到海底。一条沉船的发掘，它所反映的信息量远大于单一遗址、单一房屋、单一墓葬的信息量。沉船是一个最小的等级社会，也是一个最基础的生存单位，就是说船上有几十个人甚至上百个人生活和生存很长一段时间，船上所有东西是要满足人类的生存。“南海I号”是一个历史的横剖面。我们以单体的一个遗址，做了一个全方位的宋代横剖面的考察。 “南海I号”搭载的不同窑口的瓷器，反映了不同的来往线路；动物遗存和植物遗存，反映了船上人们的的食物结构。我们发现很多陶罐里面装着酒，一些陶罐里面装着咸鸭蛋，还有一个竹笼里面装了6只鹅……“南海I号”另一个重要意义在于，它又是中国水下考古的原点。正是因为有“南海I号”，中国才成立了水下考古协调小组，成立了学校考古学研究室，最后成立了国家水下考古研究中心。“南海I号”见证了学科发展的各个阶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