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着胜利，关键的抉择

　　

　　距离湖南省通道侗族自治县县溪镇不远，有一条不起眼的山路，长约5.5公里，名叫花界。

　　1934年年底，许多红军战士接到一份“万万火急”转兵电令，走过花界，走上通往胜利的道路。

　　花界，从此有了特别的意义。

　　58岁的县溪镇兵书阁村农民吴泽文，在这条路上听着红军的故事长大。爷爷告诉他，在离家不远的地方，开过一场“了不起的会”，那场会议最终改变了中央红军的行进路线，于危难之际开辟了生机。

　　1934年12月12日那场“了不起的会”，生死攸关。参会者共七人：博古、李德、周恩来、张闻天、王稼祥、朱德、毛泽东，他们激烈地争论：红军该向何处去？

　　1934年11月下旬至12月上旬的湘江战役中，中央红军损失惨重，由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至3万余人；当时，蒋介石调集了近20万精锐部队，在红军北上湘西的路上张网以待，等着红军“自投罗网”。

　　惨烈的湘江战役给中央红军带来重创，不少人都处于彷徨迷茫之中。李德的翻译伍修权曾写诗：“铁壁合围难突破，暮色苍茫别红都。强渡湘江血如注，三军今日奔何处？”

　　12月10日，中央红军攻下通道县城（如今的通道县县溪镇）；12日，中共中央负责人在通道召开紧急会议，史称“通道会议”。

　　通道会议上，博古、李德坚持要红军按原定的战略方针，立即北上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毛泽东却坚持反对博古、李德的意见。他根据敌情变化，实事求是，据理力争，提出红军应当避实就虚，西进贵州，在川黔边创建新根据地。

　　经过激烈争论，毛泽东的主张得到了与会大多数人的赞同和支持。

　　当天19时30分，中革军委根据会议决定发出“万万火急”转兵电令，中央红军由此改变行军路线，转向贵州。

　　湖南省通道转兵纪念馆里，陈列着这份“万万火急”转兵电令的复印件。这是红军长征以来第一份以中革军委的名义发布的“万万火急”电令，足见其重要性。

　　纪念馆馆长、副研究馆员郑湘介绍，“通道会议”第一次否定了博古、李德顽固坚持的、使中央红军遭受巨大损失的战略方针；中央大多数领导人赞同、支持和拥护毛泽东的正确主张，从而为遵义会议成功召开和毛泽东进入中央实际核心领导地位奠定了基础。

　　刘伯承《回顾长征》文献资料记载：部队在12月占领湖南西南边境之通道城后，立即向贵州前进，一举攻克了黎平。当时，如果不是毛主席坚决主张改变方针，所剩三万多红军的前途只有毁灭。

　　郑湘说，“通道转兵”是长征史上一次不可磨灭的历史抉择，“它于万分危急关头，挽救了红军，挽救了党”。

　　许多年后，人们在回忆和书写长征时，把它称作“伟大转折的开端”。

　　尽管红军长征在通道境内只有短短9天，军爱民、民拥军的动人故事，却在当地老百姓中广泛流传。

　　“爷爷说红军长征路过村庄，村民给他们吃东西，他们会悄悄把钱留在灶台上；借住了村里的屋子，也留下住宿费。”吴泽文说爷爷提起红军时经常满含敬佩，“红军吃得苦，不占百姓便宜，最得人心。”这是吴泽文自幼便听过的话。

　　20世纪七八十年代，吴泽文曾挑着粮食、穿着草鞋，跋涉在花界这条“红军路”上，有时一天来回好几趟。山路陡峭，雨雪天更是难走，疲惫的吴泽文摔过许多跤，忆起爷爷所说“花界是红军转兵走过的路”，他更加体会了什么是“吃得苦”。

　　地处深山的兵书阁村曾是深度贫困村。数十年来，花界是村里唯一一条通往外界的路。经过多年修整，如今，村里不仅通了宽阔的水泥路，通组公路和入户道路也全部硬化，小汽车现在可以从城里一直开到家门口。

　　路通了，日子也好起来了。为了帮助建档立卡户吴泽文发展产业，对口帮扶的干部一个月上门三四趟。

　　如今，吴泽文家养起了稻花鱼、种上了钩藤，儿子找到了工作，家庭年收入六七万元，早已脱了贫。

　　路修好了，花界上渐渐不再有村民行走，但“守护花界”却成了村民们的默契，“因为花界是红军走过的路。”

　　令村里人没有想到的是，有一天花界会成为一条“富民路”。经过扎实调研，扶贫工作队队长罗平带领工作队，将红色旅游作为重点产业。

　　2020年5月20日，兵书阁红色文化体验园正式开园，辐射到5个曾经的贫困村，带来可观收益。重走花界，成为其中重要的红色旅游体验项目。

　　崎岖狭窄的花界，原汁原味地保留了当年红军走时的样子。大半年来，两万余人来这里旅游，其中许多人走上花界，寻访长征足迹，接受红色教育。

　　“‘通道转兵’的精神有16个字：实事求是、敢于斗争、独立自主、勇于担当。”纪念馆里，郑湘向参观者讲述，“不忘来路，方能致远。”在郑湘看来，这是当地老百姓努力守护花界的原因，也是更多人前来聆听转兵故事和重走花界的初心。

　　（新华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