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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伟雄 |
羊城晚报记者 董柳 “我给香港警队过去几年的工作至少打90分。”前天晚上，接受羊城晚报独家专访时，港区全国政协委员、国家禁毒委员会副主任曾伟雄告诉记者，“过去几年，香港警队的工作非常辛苦！” 在担任国家禁毒委副主任前，曾伟雄担任香港警务处处长一职，参与处置了2014年违法“占中”行动。这些经历，更让他深刻意识到完善选举制度、落实“爱国者治港”的重要性。他说，香港选举制度漏洞带来的一个结果就是，有些人当选后就一直捣乱，破坏香港的秩序和法治。 完善香港选举制度： 非常必要、时机合适 羊城晚报：受全国人大常委会委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王晨3月5日上午作关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完善香港特别行政区选举制度的决定（草案）》的说明，其中提到“爱国者治港”原则。“爱国者治港”在您心中的理解是怎样的？ 曾伟雄：“爱国者治港”这个原则我完全认同、坚决拥护，它是“一国两制”下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总结香港特区实践“一国两制”20多年的经验，发现“爱国者治港”在落实上还存在不足，特别是在实施的力度上，这次全国人大审议完善香港选举制度的决定草案非常有必要。 羊城晚报：此时重申“爱国者治港”，它有怎样的所指、又有怎样的意义？ 曾伟雄：从历史上看，“一国两制”在构想之始就已经有“爱国者治港”这个概念。从政治伦理上讲，贯彻“一国两制”过程中，如果做不到落实“爱国者治港”原则，就会出问题。香港过去20多年里，就出现了一些状况：有些人根本不拥护“一国两制”就进入了管治系统包括立法机关，导致在一些关键的治港架构中，有些人根本不是爱国者，而是破坏者。这些人中，有的反中乱港，还有不少人只重“两制”不提“一国”，甚至也有人利用“两制”抗拒“一国”。这三种行为都严重影响了特区政府的施政，给国家安全带来威胁，这在过去几年香港出现的乱象中表现特别明显。所以，完善选举制度、落实“爱国者治港”，有历史背景，有积极意义，也完全符合政治伦理。 试想一下，任何国家的管治者，比方说英国的市长能不拥护、能不爱英国吗？美国的州长也好、市长也好，能不爱美国吗？所以，“爱国者治港”是完全合乎政治伦理的原则。 羊城晚报：落实“爱国者治港”，需要完善香港的选举制度。在您看来，香港的选举制度有哪些不完善的地方？ 曾伟雄：香港选举制度的目的是要选出治港的人，治港的意义就在于实行良好的管治，捣乱肯定不是治港。但目前香港的选举制度漏洞带来的一个结果就是，有些人当选后就一直捣乱，这完全违背了“一国两制”和香港选举制度的初衷。结合香港的现实，我觉得完善香港选举制度的时机合适。 我给香港警队至少打90分 羊城晚报：这几年，香港警队的工作压力比较大，您怎样评价香港警队过去几年的工作？ 曾伟雄：过去几年，香港警队的工作非常辛苦！我2015年从香港警务处处长一职上退休，曾处理过2014年的非法“占中”事件，因而能完全体会这种辛苦。当时我们非常担心，因为法律依据不充足，我们动辄得咎、事倍功半。到2019年香港“黑暴”出现的时候，这个问题更加突出。好在国家2020年颁布、实施了香港国安法。 羊城晚报：您对香港国安法的实施效果有怎样的体会？ 曾伟雄：这部法律实施前，由于缺乏法律的赋权，香港警队在处理“黑暴”时显得“捉襟见肘”，无论怎么努力，也无法从根本上做到止暴制乱。也就是说，仅靠执法部门努力处理还不行，还需要法律赋权。香港国安法实施后，效果立竿见影。 羊城晚报：您曾处理过违法“占中”行动，处理过程中面临的最大压力是什么？ 曾伟雄：当时的违法“占中”行动，让我们充分体会到，香港有很多外部势力。但怎么处理这些外部势力，当时缺乏法律赋权，只能从内部化解危机。但当时的情况稍好一些——那时参与者还没有那么极端，如果出现像2019年“黑暴”中的极端行为，我当时可能也解决不了。 羊城晚报：违法“占中”最严重时，您有没有想过向中央寻求帮助？ 曾伟雄：违法“占中”从2014年9月28日开始到11月第一周，这期间比较不稳定。从11月第二周开始，我觉得我们控制住了局面，所以也不觉得有需要向中央求助。 羊城晚报：能不能介绍一下那段时间您个人的状态？ 曾伟雄：违法“占中”共持续79天，我一直没回家，24小时都保持着办公状态。 羊城晚报：在香港社会，警员可能不被一些人理解，以后怎样弥合这种分歧？ 曾伟雄：这有两方面的原因。第一，反对派有时候很顽固；第二，确实有些市民对警队有误解。对于反对派，我们现在有了工具（法律）后，可以依法处理；对于市民的误解，香港警队在处理警民关系上还要再下些苦功夫。 羊城晚报：香港的法治一直被世界称道。您长期在警队工作，特别是经历这几年的乱象后，对恢复、完善香港法治有没有自己的思考？ 曾伟雄：我们也以香港的法治为傲。我曾经说过一句话，实现法治要求每个公民守法。当时反对派不认同，认为是“歪理”，现在大家就看得很清楚了。而要让市民守法，我们也要严格执法，要让市民清醒认识到违法必有代价。“罪不责众”、违法的人数多不是可以豁免的理由。 羊城晚报：许多人认为香港警队这几年在处理问题上非常克制。 曾伟雄：我也这样认为。同样的情况，许多国家的警察使用武力肯定比中国香港警队大。这几年，中国香港警员受到伤害的严重程度、工作的危险性远比外国警察要大很多，此外，他们还要面临不法分子对其家人的滋扰，这种情况下他们还能克制、专业地履行职责，我作为他们的前处长以他们为傲。 羊城晚报：您曾经说过“香港警队是亚洲甚至是世界上最优秀警队”。 曾伟雄：我现在仍然认为香港警队是世界上最好的警队之一，毫无疑问。 羊城晚报：如果满分100分的话，您给香港警队这几年的表现打多少分？ 曾伟雄：至少能打90分。 羊城晚报：您在香港警队工作了37年，37年里，对这个职业的认识有没有一些变化？ 曾伟雄：当然有。从整个警队的进化过程看，我刚进警队时，香港还处于受殖民统治时期，警察实行的是高压手段，并且当时还存在腐败问题。后来不断进化，到上世纪80年代，我们进化成为专业型警察——处理每件事情都要讲求专业水平。到上世纪90年代，我们又开始转为服务型警察——不仅要依法办事，而且要让市民满意。如今，经过林林总总的考验，我们对“服务型”三个字也在重新认识——我们最终要服务国家、服务社会，而不能只服务个人，这是我们这几年深刻的体会。 中国禁毒的“成绩单”远高于世界“平均分” 羊城晚报：从香港警队到国家禁毒委，职务上的变化对您个人意味着哪些不同？ 曾伟雄：以前，我是从香港特区的层面看世界，现在是从国家的层面看世界，差别肯定很大。我在国家禁毒委里负责国际交流这块，要兼顾的方面就更多了，除了要从专业禁毒的角度看问题，还要从外交角度看问题，出发点自然不一样。 羊城晚报：粤港澳大湾区的禁毒工作现状如何？ 曾伟雄：粤港澳大湾区在跨境联合打击贩毒分子方面保持着紧密联系，但在民间合作上我觉得还是太少了。禁毒工作比如禁毒的教育宣传工作，离不开民间合作。 羊城晚报：民间合作太少表现在哪些方面？ 曾伟雄：比如说志愿团体与志愿团体之间的合作就非常少。再拿中国禁毒基金会举例，它作为设在内地的机构，跟香港就没有共同的项目。这些是我们以后想推动改变的。 羊城晚报：当前大湾区内的禁毒工作有没有遇到什么困难？ 曾伟雄：大湾区的禁毒工作现在面临两个困难，一是受疫情影响，民间禁毒合作遇到困难。我们原打算去年就开始推动，但疫情到来后，人员不能流动，开展不了；二是香港特区有些青少年对于国家的认识还很不够，对于回内地看看有所犹豫，这影响到他们对内地、对大湾区禁毒工作的了解。我觉得，民间如果能开展禁毒教育合作，无论是对禁毒工作还是爱国教育，都能起到很好的效果。今年我在这方面提出，建议在大湾区加强禁毒民间交流与合作。 羊城晚报：从世界范围看，中国禁毒的成效大概处于什么水平？ 曾伟雄：我们的“成绩单”应该比较好。从比例上看，我国14亿人口，活跃的吸毒者二三百万人，这个比例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在禁毒工作的全面性上，我们对毒品“零容忍”，比较新的禁毒手段如污水检测我们也开始使用了。我们国家禁毒“成绩单”上的“分数”远高于世界“平均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