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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区全国政协委员、国家禁毒委员会副主任曾伟雄接受羊城晚报独家专访表示——

完善香港选举制度“时机合适”

来源:羊城晚报     2021年03月07日        版次:A08G    栏目:爱国者治港•完善香港选举制度    作者:董柳

     曾伟雄

  羊城晚报记者 董柳

  

  “我给香港警队过去几年的工作至少打90分。”前天晚上,接受羊城晚报独家专访时,港区全国政协委员、国家禁毒委员会副主任曾伟雄告诉记者,“过去几年,香港警队的工作非常辛苦!”

  在担任国家禁毒委副主任前,曾伟雄担任香港警务处处长一职,参与处置了2014年违法“占中”行动。这些经历,更让他深刻意识到完善选举制度、落实“爱国者治港”的重要性。他说,香港选举制度漏洞带来的一个结果就是,有些人当选后就一直捣乱,破坏香港的秩序和法治。

  

  完善香港选举制度:

  非常必要、时机合适

  

  羊城晚报:受全国人大常委会委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王晨3月5日上午作关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完善香港特别行政区选举制度的决定(草案)》的说明,其中提到“爱国者治港”原则。“爱国者治港”在您心中的理解是怎样的?

  曾伟雄:“爱国者治港”这个原则我完全认同、坚决拥护,它是“一国两制”下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总结香港特区实践“一国两制”20多年的经验,发现“爱国者治港”在落实上还存在不足,特别是在实施的力度上,这次全国人大审议完善香港选举制度的决定草案非常有必要。

  羊城晚报:此时重申“爱国者治港”,它有怎样的所指、又有怎样的意义?

  曾伟雄:从历史上看,“一国两制”在构想之始就已经有“爱国者治港”这个概念。从政治伦理上讲,贯彻“一国两制”过程中,如果做不到落实“爱国者治港”原则,就会出问题。香港过去20多年里,就出现了一些状况:有些人根本不拥护“一国两制”就进入了管治系统包括立法机关,导致在一些关键的治港架构中,有些人根本不是爱国者,而是破坏者。这些人中,有的反中乱港,还有不少人只重“两制”不提“一国”,甚至也有人利用“两制”抗拒“一国”。这三种行为都严重影响了特区政府的施政,给国家安全带来威胁,这在过去几年香港出现的乱象中表现特别明显。所以,完善选举制度、落实“爱国者治港”,有历史背景,有积极意义,也完全符合政治伦理。

  试想一下,任何国家的管治者,比方说英国的市长能不拥护、能不爱英国吗?美国的州长也好、市长也好,能不爱美国吗?所以,“爱国者治港”是完全合乎政治伦理的原则。

  羊城晚报:落实“爱国者治港”,需要完善香港的选举制度。在您看来,香港的选举制度有哪些不完善的地方?

  曾伟雄:香港选举制度的目的是要选出治港的人,治港的意义就在于实行良好的管治,捣乱肯定不是治港。但目前香港的选举制度漏洞带来的一个结果就是,有些人当选后就一直捣乱,这完全违背了“一国两制”和香港选举制度的初衷。结合香港的现实,我觉得完善香港选举制度的时机合适。

  

  我给香港警队至少打90分

  

  羊城晚报:这几年,香港警队的工作压力比较大,您怎样评价香港警队过去几年的工作?

  曾伟雄:过去几年,香港警队的工作非常辛苦!我2015年从香港警务处处长一职上退休,曾处理过2014年的非法“占中”事件,因而能完全体会这种辛苦。当时我们非常担心,因为法律依据不充足,我们动辄得咎、事倍功半。到2019年香港“黑暴”出现的时候,这个问题更加突出。好在国家2020年颁布、实施了香港国安法。

  羊城晚报:您对香港国安法的实施效果有怎样的体会?

  曾伟雄:这部法律实施前,由于缺乏法律的赋权,香港警队在处理“黑暴”时显得“捉襟见肘”,无论怎么努力,也无法从根本上做到止暴制乱。也就是说,仅靠执法部门努力处理还不行,还需要法律赋权。香港国安法实施后,效果立竿见影。

  羊城晚报:您曾处理过违法“占中”行动,处理过程中面临的最大压力是什么?

  曾伟雄:当时的违法“占中”行动,让我们充分体会到,香港有很多外部势力。但怎么处理这些外部势力,当时缺乏法律赋权,只能从内部化解危机。但当时的情况稍好一些——那时参与者还没有那么极端,如果出现像2019年“黑暴”中的极端行为,我当时可能也解决不了。

  羊城晚报:违法“占中”最严重时,您有没有想过向中央寻求帮助?

  曾伟雄:违法“占中”从2014年9月28日开始到11月第一周,这期间比较不稳定。从11月第二周开始,我觉得我们控制住了局面,所以也不觉得有需要向中央求助。

  羊城晚报:能不能介绍一下那段时间您个人的状态?

  曾伟雄:违法“占中”共持续79天,我一直没回家,24小时都保持着办公状态。

  羊城晚报:在香港社会,警员可能不被一些人理解,以后怎样弥合这种分歧?

  曾伟雄:这有两方面的原因。第一,反对派有时候很顽固;第二,确实有些市民对警队有误解。对于反对派,我们现在有了工具(法律)后,可以依法处理;对于市民的误解,香港警队在处理警民关系上还要再下些苦功夫。

  羊城晚报:香港的法治一直被世界称道。您长期在警队工作,特别是经历这几年的乱象后,对恢复、完善香港法治有没有自己的思考?

  曾伟雄:我们也以香港的法治为傲。我曾经说过一句话,实现法治要求每个公民守法。当时反对派不认同,认为是“歪理”,现在大家就看得很清楚了。而要让市民守法,我们也要严格执法,要让市民清醒认识到违法必有代价。“罪不责众”、违法的人数多不是可以豁免的理由。

  羊城晚报:许多人认为香港警队这几年在处理问题上非常克制。

  曾伟雄:我也这样认为。同样的情况,许多国家的警察使用武力肯定比中国香港警队大。这几年,中国香港警员受到伤害的严重程度、工作的危险性远比外国警察要大很多,此外,他们还要面临不法分子对其家人的滋扰,这种情况下他们还能克制、专业地履行职责,我作为他们的前处长以他们为傲。

  羊城晚报:您曾经说过“香港警队是亚洲甚至是世界上最优秀警队”。

  曾伟雄:我现在仍然认为香港警队是世界上最好的警队之一,毫无疑问。

  羊城晚报:如果满分100分的话,您给香港警队这几年的表现打多少分?

  曾伟雄:至少能打90分。

  羊城晚报:您在香港警队工作了37年,37年里,对这个职业的认识有没有一些变化?

  曾伟雄:当然有。从整个警队的进化过程看,我刚进警队时,香港还处于受殖民统治时期,警察实行的是高压手段,并且当时还存在腐败问题。后来不断进化,到上世纪80年代,我们进化成为专业型警察——处理每件事情都要讲求专业水平。到上世纪90年代,我们又开始转为服务型警察——不仅要依法办事,而且要让市民满意。如今,经过林林总总的考验,我们对“服务型”三个字也在重新认识——我们最终要服务国家、服务社会,而不能只服务个人,这是我们这几年深刻的体会。

  

  中国禁毒的“成绩单”远高于世界“平均分”

  

  羊城晚报:从香港警队到国家禁毒委,职务上的变化对您个人意味着哪些不同?

  曾伟雄:以前,我是从香港特区的层面看世界,现在是从国家的层面看世界,差别肯定很大。我在国家禁毒委里负责国际交流这块,要兼顾的方面就更多了,除了要从专业禁毒的角度看问题,还要从外交角度看问题,出发点自然不一样。

  羊城晚报:粤港澳大湾区的禁毒工作现状如何?

  曾伟雄:粤港澳大湾区在跨境联合打击贩毒分子方面保持着紧密联系,但在民间合作上我觉得还是太少了。禁毒工作比如禁毒的教育宣传工作,离不开民间合作。

  羊城晚报:民间合作太少表现在哪些方面?

  曾伟雄:比如说志愿团体与志愿团体之间的合作就非常少。再拿中国禁毒基金会举例,它作为设在内地的机构,跟香港就没有共同的项目。这些是我们以后想推动改变的。

  羊城晚报:当前大湾区内的禁毒工作有没有遇到什么困难?

  曾伟雄:大湾区的禁毒工作现在面临两个困难,一是受疫情影响,民间禁毒合作遇到困难。我们原打算去年就开始推动,但疫情到来后,人员不能流动,开展不了;二是香港特区有些青少年对于国家的认识还很不够,对于回内地看看有所犹豫,这影响到他们对内地、对大湾区禁毒工作的了解。我觉得,民间如果能开展禁毒教育合作,无论是对禁毒工作还是爱国教育,都能起到很好的效果。今年我在这方面提出,建议在大湾区加强禁毒民间交流与合作。

  羊城晚报:从世界范围看,中国禁毒的成效大概处于什么水平?

  曾伟雄:我们的“成绩单”应该比较好。从比例上看,我国14亿人口,活跃的吸毒者二三百万人,这个比例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在禁毒工作的全面性上,我们对毒品“零容忍”,比较新的禁毒手段如污水检测我们也开始使用了。我们国家禁毒“成绩单”上的“分数”远高于世界“平均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