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轿夫”

　　□刘荒田[美国]

　　余生也晚，少年时代起就没有在路上看到过轿夫、轿子。滑竿这种简易“轿子”倒见识过，那是上世纪90年代在黄山光明顶下，如果彼时不年富力强，花一二百元可尝尝被两个壮汉抬着，在山径上颠来颠去的滋味。但有“二手”经验——同一旅行团的老先生，年近八十，体胖，腿脚不好，坐在滑竿中间的藤椅上。前后的轿夫一路边洒汗边抱怨：“哎哟，先生，您一个顶人家一个半……”下文不言而喻——请多给点“辛苦费”。

　　如今读书，重温一个公案。1920年，英国哲学家罗素访华，归国后在《中国问题》一书中写道： “我记得有一天，天气很热，我们几个人坐轿子翻山。山势陡峭，山路高低不平，轿夫很是辛苦。走到山顶的时候，我们停了下来，让轿夫歇息十分钟。他们很快坐成一排，拿出烟斗，说说笑笑，仿佛世上没有什么愁心事。”1925年4月，鲁迅在《坟·灯下漫笔》中就此事发议论：“至于罗素在西湖见轿夫含笑，便赞美中国人，则也许别有意思罢。但是，轿夫如果能对坐轿的人不含笑，中国也早就不是现在似的中国了。”

　　首先，须作稍严格的界定，就轿夫论轿夫，围绕“歇息”这一场景展开，而抛弃影射、象征。鲁迅的语录含三个颇堪玩味之处：一、轿夫；二、轿夫含笑；三、含笑与否与当时的中国关系。

　　一、鲁迅把罗素笔下的“轿夫”看作中国劳动阶级的总代表，他们与货真价实的洋鬼子（区别于《阿Q正传》里手拿文明棍、作威作福的“假洋鬼子）的关系，可视为中国劳工与帝国主义的关系。别因为以特殊代全体嫌牵强，鲁迅早年在日本仙台学医之际，看了一个幻灯片，内容是日本人把当俄国间谍的中国人杀头，围观的中国人均冷漠，因此得出结论：当时中国人的精神染麻木不仁的沉疴。

　　二、抬轿和坐轿的画面是直观的，坐者有脚而不走路，抬者受苦受累，压迫与被压迫的对照一目可见。但须置入前提：坐者有钱有势且擅作威作福，路上动不动就伸出文明棍敲打轿夫被汗湿透的背脊，吆喝：“还不快走！”下来后拒绝付钱或付得太少。换上孕妇、老迈、残障，那就失去诠释“阶级对立”的说服力。

　　然而，这样的划分大有问题，将之升华，更是无聊的穿凿。轿子无非是服务业中一种普通不过的运输工具，在自动化程度低下的年代，和城市的黄包车、板车、三轮车类似。从业者以劳力换取报酬。鲁迅当年在北平，坐黄包车是家常便饭，难道他不曾发掘出相同意蕴，仅仅因为车夫不必抬而只是拉，稍轻松一点？后来者老舍把它写进《骆驼祥子》。

　　三、给洋鬼子罗素抬轿的中国人，歇气时边抽烟边聊天，没有发愁，发怒。这一镜头，被鲁迅提炼为含笑。餐厅的服务员对客人“含笑”即使不值得称赞，至少不至于罪大恶极吧？何以轿夫不能含笑？因为坐轿者是压迫者。看同胞被杀而毫无表情仅仅是冷漠，含笑更加不堪——放弃抗争，是无耻的谄媚。

　　那么，轿夫该怎么办？最低要求：不笑，或愁眉苦脸，或怒容满面。如果阶级觉悟高一点，就罢工，造反，对着罗素们吆喝：“下来，自己走！”更勇敢的，抽出杠子当武器，把他们揍个屁滚尿流。

　　四、推理跳跃大。轿夫们“含笑”，使得社会成了“这个样子”。卖不成力气，老婆孩子就得饿饭的轿夫，被抬高到嘴角小小的运动，牵系着偌大社会的机运。有如此神通的，此前似只有周幽王的妃子褒姒，君王为博她一笑，演出烽火戏诸侯的闹剧，卒断送了江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