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能基于“情节”，而绝不能是“身份”

　　□张贵峰

　　近日，多地多起醉驾不起诉案例引发舆论关注。4月9日，浙江桐乡市纪委监委通报了两起公职人员醉驾典型案例，因造成轻微交通事故，两名公职人员醉驾并造成交通事故均予以不起诉处理。紧接着，武汉市蔡甸区电视台近日在官微公号上发表《这起案件为何不起诉？》披露：醉驾司机周某被查出醉驾，但是因为“在大型外商独资企业担任较为重要的职务，对其从轻处罚，也有利于该企业的正常运营”，结果不被起诉。

　　醉驾而不起诉，不是什么新鲜事。在全国不少地方，不乏相关案例。而且，从法律角度看，“醉驾不起诉”并非没有相关法律依据——如依据《刑诉法》，“对于犯罪情节轻微，依照刑法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或者免除刑罚的，人民检察院可以作出不起诉决定”。2017年最高法《关于常见犯罪的量刑指导意见（二）（试行）》更进一步明确，“对于醉酒驾驶机动车的被告人，应当综合考虑被告人的醉酒程度、机动车类型、车辆行驶道路、行车速度、是否造成实际损害以及认罪悔罪等情况，准确定罪量刑。对于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予定罪处罚；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的，可以免予刑事处罚。”

　　也就是说，在“犯罪情节轻微”前提下，对于醉驾，确实可以依法“不起诉”。但现在的问题是，上述两起引发舆论关注的“醉驾不起诉”案例，是否真正符合“情节轻微”这一法定的不起诉前提？从目前披露的相关信息来看，恐怕还存在疑点——

　　如在浙江桐乡市的两起公职人员醉驾案例中，两名公职人员的血液中乙醇含量，不仅明显超过80毫克/100毫升醉驾标准，分别达到156毫克和128毫克，而且还都因醉驾发生交通事故。如此情节，是否能被认定为“情节轻微”，而不被起诉？答案恐怕只能是否定的。

　　2016年《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刑三庭关于“醉驾”犯罪审判中若干问题的解答》曾明确，“免予刑事处罚只对酒精含量在110mg／100ml以下”。这种背景下，上述两名公职人员，酒精含量均超过110mg／100m，明显不合乎《解答》规定。

　　再看武汉市蔡甸区醉驾司机周某的案例，其中所给出的不起诉理由是“周某在大型外商独资企业担任较为重要的职务，对其从轻处罚，有利于该企业的正常运营”，这尤其荒唐。因为这意味着，之所以对周某从轻处罚、不起诉，所依据并非其基本犯罪事实、情节，而是基于当事人“在大型外商独资企业担任较为重要职务”的特殊身份和职务。

　　这种赤裸裸拿身份、职位说事的“不起诉理由”，不仅充斥着徇情枉法的意味，事实上也挑战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基本法律原则。依据《刑法》，“对任何人犯罪，在适用法律上一律平等。不允许任何人有超越法律的特权。”

　　回头再看浙江桐乡两起公职人员醉驾案例，其之所以在远超醉驾标准，且发生交通事故的基本犯罪情节背景下，仍能得到“不起诉”的处理，是否也与两位当事人身为国家公职人员的特殊身份相关？不能不让人产生怀疑。

　　要知道，按照相关党纪国法，国家公职人员一旦被刑事起诉、定罪量刑，“双开”（开除党籍、开除公职）都是“标配”处分。而现在，因为“不起诉”，这两位醉驾情节似乎谈不上“轻微”的公职人员，不仅免予刑罚，而且同时也保住了党籍和公职。

　　很明显，这种因人而异、因身份而异的处理方法，不仅粗暴践踏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法治精神，而且也严重破坏了国家司法所捍卫的社会公平正义最后防线，同时还损害了司法机关自身的社会公信力，严重影响妨碍“确保人民群众在每一起司法案件中都能感受到公平正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