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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视觉中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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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城晚报记者 陈泽云 经历两年时间，由财政部联合国家医保局，对全国77家医药企业开展的“穿透式”检查结果终于出炉。日前，财政部公布了对恒瑞、赛诺菲、步长制药等19家医药企业实施会计信息质量检查的结果，以及相应的行政处罚情况。 假开会、假调研、假出差、开假发票报账，这些藏在药企居高不下的销售费用背后的灰色手段也被集中曝光，多家上市龙头企业牵涉其中。在多部委联合检查的震慑下，虚开发票等带金销售顽疾能够被进一步遏制吗？ 假发票、假调研等灰色手段曝光 2019年6月，财政部发布公告称，将针对全国77家医药企业在2018年的会计信息，开展医药行业会计信息质量检查。 财政部方面称，这一检查聚焦医药产品成本费用结构，摸清了药价虚高成因，震慑了医药企业带金销售、哄抬药价等违规行为，保障了药品集中带量采购等重大改革的顺利推进。 此次“穿透式”检查发现了哪些主要问题？财政部查处并处罚的相关问题，主要分为三种，一是使用虚假发票、票据套取资金，二是虚构业务事项或利用第三方医药推广公司套取资金，三是账簿设置不规范等会计核算问题。 其中，涉及金额最高的是江苏豪森药业集团有限公司，超过1.5亿元。经调查，江苏豪森的问题包括：列支咨询评审费、广告宣传费，后附部分发票经查询为“查无此票”或“不一致”；虚列27家信息咨询服务部的咨询评审费、列支会议费的后附部分资料不实、虚增办公用品费但实际并未购买等。 涉及金额超过亿元的还有江苏万邦医药营销有限公司，达到1.4亿元。调查发现的主要问题为：支付个人代理商销售推广费用，凭证后附部分发票由与该公司无实质业务往来的第三方公司开具。 除了虚开发票，假开会、假出差、假调研也是典型手段。如其中，由上海医药控股的上海上药新亚药业有限公司，2018年列支会议费时，出现不同会议照片雷同，伪造会议地点、签到表，同一时间不同地点的会议记录人竟是同一人等情况。列支差旅费时又出现未出差人员外勤登记、审批表、交通费，部分会议签到表空白，不同会议照片相同或签到表相同等情况。此外，上海上药新亚药业有限公司还通过假调研列支了1318万元的市场调研费用，在这次调查中被查出调研报告为抄袭、不同地区市场分析报告雷同等问题。 涉及多家上市公司和知名药企 在此次被公布的处罚清单中，既有恒瑞医药、华润三九、步长制药等A股上市公司，也不乏礼来、赛诺菲等知名跨国药企。 其中，素有“药茅”之称的千亿市值白马股恒瑞医药被检查出了多个问题，包括以非本公司发生的机票等报销专家讲课费、点评费、主持费，非本公司发生的机票及过路费、咨询费、广告费等发票列支公司员工福利奖励支出等。 而另一家龙头企业华润三九也被通报列支视频拍摄项目制作费不实、列支会议费和列支调研费不实等。 步长制药则出现了以咨询费、市场推广费名义向医药推广公司支付资金，再由医药推广公司转付给该公司的代理商等违规操作。 受此消息影响，本周以来，恒瑞医药已经走出了四连阴。4月15日，恒瑞医药股价大跳水，一度大跌超6%,15日继续下行，股价创去年6月以来新低。而华润三九、步长制药等个股近日股价均大幅波动。 逾30家上市药企去年销售费用超10亿 上述多家被曝出灰色操作的上市公司，恰恰也都是A股医药行业的“销售费用巨头”。2020年，在已经公布年报的150家医药上市公司中，华润三九的销售费用高达50亿元，暂居前三。在已经公布年报数据的上市公司中，销售费用超过10亿元的就有34家，上海医药更是一骑绝尘，突破了百亿元。 恒瑞医药和步长制药虽然尚未公布最新年报数据，但参照近年来的数据，与华润三九相比不遑多让。其中，2017年~2019年，恒瑞医药的销售费用分别为51.89亿元、64.64亿元和85.25亿元，呈加速上升趋势，期内在营业总收入中的占比大约为37%。 羊城晚报记者梳理恒瑞医药2019年的年报发现，恒瑞的销售费用主要由三个部分组成，一个是学术推广、创新药专业化平台建设等市场费用、差旅费、股权激励费用。其中，学术推广等市场推广费用占销售费用比重达到了88.9%。 医药产业专家、鼎臣咨询创始人史立臣向记者解释到，创新药上市一般需要大量资金，导致刚上市时产品的销售费用甚至可能高于营收。“新产品上市的前两年，企业一般不考虑利润，而是想着尽快把市场铺开。” 由于创新药需要学术推广，销售费用一般而言会比仿制药更高。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实际上，恒瑞的营收也并非完全由创新药贡献。从2019年的年报来看，在恒瑞232亿元的营收中，由抗肿瘤产品贡献的只有105亿，另有将近一半来自麻醉、造影剂等。这类器械、仿制药在市场推广中面临着激烈的竞争，为了提升销量和市占率，药企必然要依仗销售的大力推广，这也为“行贿回扣”“带金销售”等畸形模式埋下了隐患。 此外，主打中药注射剂的步长制药去年的销售费用同样达到了80亿元。2016年-2018年，步长制药的销售费一直居高不下，分别达到68.5亿元、82.87亿元、80.36亿元，分别占据营业收入的55.6%、59.77%和58.81%。其“轻研发重销售”的毛病也受到了诟病，2020年，步长制药的研发投入只有5亿元。 中国的药企销售费用为何这么高？史立臣告诉记者，这也有一定的客观原因。“国内市场跟国外不太一样的地方在于市场面积太大，市场层级深，药品从城市到区县再下沉到农村，从医院到院外，这中间需要耗费较大的销售力量。” 医药反腐还需攻克哪些难题？ “中国有5000家医药企业，有自建销售队伍的在10%不到，绝大多数企业依靠的还是各地的代理商和经销商来做。”史立臣表示。 2017年年初，为降低药品虚高，减少中间代理商流通商的层层加价，“两票制”开始推开，药品生产企业到流通企业开一次发票，流通企业到医疗机构再开一次发票的方式。 不过，记者梳理发现，在A股已经公布2020年销售费用的150家药企中，与2017年实施“两票制”前相比，仍有137家药企的销售费用不降反升。增长超过10亿元的包括了上海医药、复星医药、国药现代、国药一致、以岭药业 、中恒集团 、东阳光、华润双鹤等。 为何会出现这种情况？对此，有业内人士向记者表示，在实施“两票制”前，制药企业将药品直接以低价销售给医药公司，由医药商业公司来过票，而现在药品出厂往往选择“高开”模式，将销售费用等全部算到出厂价上，这种高开模式意味着企业要缴纳高额税收，因此部分企业通过借助第三方服务公司虚开增值税发票的方式，来消化这一部分的税收负担。同时，药品流通环节的回扣、返利等销售费用不能再通过多开发票来实现，许多药企可能通过调研费、会议费、营销费等名义来开具虚假发票入账。 而随着财政部的会计信息质量检查结果公布，藏着居高不下的销售费用背后的“猫腻”也引发了关注。自2019年6月财务部宣布加强药企税务监管以来，不少涉及虚假销售费用、虚开发票、偷税漏税的企业也付出了代价。 除了此次的多部委联合调查，各地税务局也开始严查药企税务。财政部方面表示，此次77家医药企业的会计信息质量检查是财政部和医保局首次尝试的财会监督联合检查，如果今年还将进行相应的检查，会第一时间通知。 过半上市药企销售费用下降 而在监管部门的集中亮剑下，对比2019年，2020年已披露年报的150家医药企业中，有75家销售费用下降了，占比达到了一半，效果初步显现。 史立臣表示，除了联合执法，治理医药商业腐败还需要综合手段。从供给端来看，同质化的产品较多，质量难以形成区别，药企只能通过砸钱营销的方式抢占市场，政策层面应该更加引导鼓励创新和研发，从医院端来看，要大力提升医生的诊疗收入，进而缓解回扣的等腐败问题。同时，要提高医保谈判药品、带量采购药品的配备率，落实采购量，减少非中标品种灰色操作的空间。而对于药企而言，想要把销售费用降下去，还要善于整合和利用社会资源，做好专业化分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