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前征战沙场保卫祖国 身后捐献遗体用于科研

　　羊城晚报记者 侯梦菲 通讯员 苏倩怡 李秀玉 白剑

　　92岁的抗战老兵谭尧走了，遗嘱里交代了三件事：不撰写生平事迹、不开追悼会、遗体捐献给暨南大学。

　　“他把自己的一切，都献给了国家、献给了党。”谭尧的夫人、88岁的张杰志说，早在16年前她和老伴就立下遗嘱：将遗体无条件奉献给医学科学事业。

　　这对革命夫妻捐献遗体的选择，并非孤例。日前，暨南大学举办“平凡与伟大——‘无语良师’背后的故事”主题展览，用无声的图片和文字讲述了16位“无语良师”捐献遗体背后感人的故事。

　　革命夫妻签下遗体捐献协议

　　广东省军区广州第十四离职干部休养所的一个房间里，一把军号静静伫立在柜子一角，它再也等不到主人谭尧了。

　　今年3月3日，谭尧因病去世。1930年出生的他是广东新会人，7岁丧父，8岁在战乱中与母亲、弟弟失散，成为流浪儿。1944年，在惠阳参加东江纵队，成为东江纵队港九大队“小鬼班”的一员。1946年后，随军北撤山东，先后参加过南麻、豫东、济南、淮海战役。后来，还先后参加解放广东战役和抗美援朝。1950年，在军校学习期间被评为一等学习模范。毕业后调海军南海舰队，历任参谋、科长、处长、副师职研究员。他曾被授予独立功勋章。

　　谭尧去世一个多月后，妻子张杰志才有勇气整理丈夫的遗物。一个小铁箱里放着谭尧生前所获的荣誉和收集的资料。张杰志从中取出了三本：一本是“立功证明书”，里面详细记载了谭尧从军的4次立功情况；一本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十五步兵学校毕业证书”，毕业考试等级为“上”；还有一本就是签署于2005年的遗体捐献证书。

　　张杰志还记得，2005年的一个午后，谭尧一跑进家门就说：“我要捐献遗体。”张杰志曾是一名军人、一名医务人员，也曾在湛江市卫生学校当过老师，她知道学生们很需要遗体学习解剖。“当即，我就同意了老谭的提议，并决定跟他一起签署捐献协议。”

　　2005年6月1日，夫妻俩共同写下一份捐献遗体留言。留言这样写道：我俩先后于1930年和1934年出生，又于1944年和1949年参加革命……身为干部，又都是共产党员，奋斗目标一致，因此死后也有一个共同志愿，把自己的遗体无条件地奉献给医学科学事业，也希望所有亲人能够理解。在离世之际，人生就可以画上一个完整的句号。

　　“我们选择捐献遗体就是为了医学教学。”张杰志说，她唯一的心愿是，希望医学生们尊重捐献者，好好学习，将来更好为人民卫生事业服务。

　　以身作则呼吁更多人捐遗体

　　“我们都曾是抗日和解放战争的参加者……我们都决心在去世后将眼角膜献给人数众多的失明者……并将遗体无保留地献给医学院作为教学及科研之用。”这是陈慧和曾源夫妇手写于1998年9月的志愿书，泛黄的纸张、简约的文字背后，是两位老战士、共产党员金子般的赤诚之心。

　　曾源曾是东江纵队的老干部，其妻陈慧也曾在东江纵队任组织干事。1979年，夫妻二人分别调任暨南大学党委副书记、暨南大学医学院党总支副书记。作为复办后的暨大医学院的首批耕耘者，陈慧等人多方奔走，组建解剖系教研室，并开始接受遗体捐献登记。

　　得知爱人忙于为医学教育事业寻求合适的人体遗体标本时，曾源也决定与妻子一同签署遗体捐献协定，成为广州最早一批捐献遗体的志愿者。生前，陈慧曾在文章中深情告白丈夫，“为中华民族的崛起，为人民的幸福……你（曾源）奉献了自己所能奉献的一切！”

　　“我当时是从朋友口中和报纸上得知父母作出的这个决定。”陈慧的儿子曾慧生回忆，上世纪末捐献遗体者甚少，因此身为干部的父母签署遗体捐献志愿书的事情还登上了报纸，以此来呼吁更多的人加入到捐献遗体的行列。

　　2008年，92岁的曾源去世，在举行简单的告别仪式后，他的遗体被送往暨南大学医学院。今年4月30日，101岁的陈慧去世，与曾源共赴生命的另一个起点。

　　把自己的一切献给党和国家

　　曾源、陈慧夫妇的事迹，影响了不少老战士、老党员加入到遗体捐献的队伍。1999年，在报刊上看到曾源、陈慧夫妇将捐献遗体的报道后，出生于“东纵家庭”的何佳及女儿何祈、何值随即联系暨南大学医学院，表达母女三人一起捐献遗体的意愿。

　　何佳家族中有17人参加东江纵队，她曾跟随东江纵队参加淮海战役。在母亲的影响下，何祈、何值双双走上了革命道路。对于遗体捐献，三人有着高度的默契，“革命了一辈子，愿为社会作最后的贡献。”

　　“我们不过是践行了入党时的誓言——‘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生前，张翠梅在接受羊城晚报采访时，曾流泪讲述丈夫麦君素捐献遗体的初衷。麦君素曾在珠江纵队担任干部，新中国成立后在宣传部门担任要职，1978年暨南大学新闻系复办后担任系副主任。2001年，在弥留之际，他向医护人员提出了最后的请求，“我的遗体还有价值，可作医学研究之用。”不久，孤儿出身的张翠梅也递交了捐献遗体的申请书，“是党给了我第二次生命，死后能为医学研究事业作出最后的贡献，也是应该的。”

　　出生于泰国华侨家庭的陈一民，16岁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加入珠江纵队、东江纵队，参加过解放广东等战役，新中国成立后在广州政府部门担任干部。自从了解到医学界缺乏用于教学和研究的遗体后，他便时常念叨，“自己的一生奉献给了党和国家，死后也要把遗体捐赠给医学事业。”在最后的时光，躺在病床上的他留给了女儿两句话：一是一定要捐献遗体，二是丧事从简。

　　据了解，从上世纪90年代暨南大学医学院开始接受遗体捐献以来，共有40位“老兵”在暨南大学申请登记志愿捐献遗体，其中实现了遗体捐献的有26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