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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宝安县第一次党员代表大会场景模拟 |
文/李晓旭 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1979年深圳建市，在艰辛探索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由于毗邻香港的特殊性，宝安县党组织长期面临复杂考验，留下了许多宝贵的经验。在向香港供应淡水和输送鲜活农副产品等工作上，宝安县党组织发挥了特殊作用，宝安日益成为联系香港与内地的重要纽带。 宝安县土改 向社会主义过渡 新中国成立之初，大规模的土地改革运动在各地开展起来。1950年6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颁布，新中国的土地改革拉开了帷幕。广东解放后，中共华南分局和广东省人民政府即着手土地改革的准备工作。1950年12月19日，以中共珠江地委宣传部长梁奇达为首的珠江土改工作团共600多人到达宝安，开展广东省土改试点工作。 1951年1月，宝安县全面铺开了土地改革运动。宝安属于侨乡兼老游击区，新中国成立前不少地主掩护和帮助过东江纵队，许多华侨归国抗日，或者捐款捐物支持抗战。土改初期，有人认为宝安“无匪可清，无霸可反，无租可灭，无押可退，无尝可清”。土改队通过“访贫问苦”深入群众，逐步解除贫雇农的顾虑，斗争了一批地主恶霸，缴获长短枪906支、子弹9112发、手榴弹940枚，打击了土匪恶霸等反动恶势力的嚣张气焰，为土改的顺利进行铺平了道路。 1952年10月，宝安县胜利完成土地改革，约18万农民无偿分得土地和生产资料，解放了农村生产力，有力地促进了农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同时，也调动了农民的政治热情和生产积极性，进一步巩固了工农联盟和人民民主专政，为宝安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创造了有利条件。 1953年9月，中共中央向全党和全国人民提出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根据中共中央的要求和华南分局的部署，宝安县掀起了“一化三改”的热潮。当时的宝安县有230公里海岸线，渔民众多。新中国成立后，宝安县政府将生产水平很低的500艘夫妻连家艇组织起来，发展捕捞生产。1955年，宝安县领导渔民开展互助合作，蚝民们以“工友船”“拉头船”的形式建立起互助组，在政府支持下成立渔业、蚝业合作社，社员的收入大大增加，群众生活有了较大改善。 至1956年，宝安县全面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渔业与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实现了由生产资料私有制到生产资料公有制的转变，社会经济结构发生根本变化，基本确立了社会主义经济制度。 深港两地情 与香港小额贸易 1961年8月13日，宝安县委召开边防工作会议，部署全县大开放，与香港发展小额贸易。第一步，先开放沿海一线的大鹏、葵涌、横岗、沙头角、布吉、深圳等14个公社和沙河农场。第二步开放坪山、坪地、龙岗等8个公社。同时，开放南澳、沙鱼涌、盐田等13处口岸，作为“小额贸易”和非贸易进出口特定地点。社员可以向香港出售瓜菜、生果、鲜鱼等物品，换回副食品、煤油等必需品。灵活边境经济政策的提出和实施，促使宝安经济形势很快好转，推动农业生产得以较快发展。 上世纪60年代初，随着人口的急剧增长，工业的快速发展，香港市民饱受饮用水不足的煎熬。1962年底，香港出现自1884年开始有雨量记录以来最严重的干旱。在一年多时间内，香港居民只能2天或4天获得一次供水，最困难时为每4天供水一次，每次4小时，饱受水荒困扰的香港当局向广东省政府请求援助。事实上，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政府一向十分关注香港同胞严重缺少淡水的困难，并在宝安县兴建深圳水库。1959年11月15日，深圳水库动工，水库主坝铺设有通向香港的输水管，当时3.8公里输水管所需要的800吨钢材无法解决，水库指挥部向国务院求援，周恩来总理亲自从鞍钢批了800吨钢材，给深圳水库解了这一燃眉之急。 为了长远解决香港同胞用水的极端困难，中央决定引东江水供应香港。这项工程被定名为“广东省东江——深圳供水灌溉工程”，即从东江引水，沿石马河多级提水到雁田水库，然后跨越分水岭流入深圳水库，再供给香港。从1964年3月至1965年2月，建设者们开山辟路，凿洞架桥，6座拦河坝，8座水泵站，硬是令高山低头，让河水倒流，仅用时11个月，东深供水工程竣工。3月1日，在深圳水库举行供水典礼，广东各界和香港同胞共同见证了一江清水，奔流入港，东江水开始源源不断地供应香港。流淌不息的生命之水，已渗入香港的每一寸土地，更融入内地和香港同胞的血脉深处。 另外，1962年4月7日，在周恩来总理亲切关怀下，“三趟快车”正式启动，分别自上海、郑州、武汉三地始发，每日满载包括活畜禽和鲜果时蔬等在内的供港鲜活商品，经深圳抵运香港。从此，所有“三趟快车”抵深后，必须在笋岗铁路北站派驻海关工作组联检、消毒后，于次日凌晨运送香港，被誉为“香港同胞的生命线”。 首创“三来一补”宝安县改设为深圳市 1978年12月18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拉开了我国改革开放的序幕。也许是历史的巧合，就在这一天，当时的深圳轻工工艺品进出口支公司、石岩公社上屋大队加工厂与香港怡高实业公司三方，共同签订开办“石岩上屋热线圈厂”来料加工厂的协议书，即“深轻宝字001号”协议书。按照规定，由石岩上屋大队提供生产工人，香港怡高实业公司提供资金、设备、原材料，进行补偿加工贸易，并支付工人工资。 这种业态后来被称为“三来一补”，也就是来料加工，来件装配，来样加工和补偿贸易四种经济合作方式的总称。2008年，在这家企业旧厂房上改建的深圳（宝安）劳务工博物馆建成开馆，“深轻宝字001号”协议书也成为深圳第一家“三来一补”企业最具价值、最有力的见证之一。 由于地理位置特殊，宝安县建市有一定的历史渊源。早在1975年，宝安县委已向广东省委提出：“考虑把宝安地区划为特区，建立特区委员会，直属省委领导（属地区一级机构）。”限于当时的政治环境，宝安县委的这一建议，没有被省委采纳。 1978年8月22日，惠阳地委给省委的“关于宝安县改为深圳市的请示报告”提出，“我们建议把宝安县改为深圳市。”这是正式文件中，第一次出现“深圳市”这个名称。1978年11月10日至12月15日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邓小平谈到主张一部分地区先富裕起来时，列举了深圳等10来个城市的名字。这样一来，深圳市的名称也得到与会广东省委领导人的认可。 1979年1月23日，广东省委发出《关于设立深圳市和珠海市的决定》，先在内部宣布执行，准备等国务院正式批准后再对外公布。同年3月5日，国务院批复同意广东省宝安县改设为深圳市，以宝安县的行政区域为深圳市行政区域，下辖罗湖、南头、松岗、龙华、龙岗、葵涌六个区。新生的深圳市，很快就要被赋予一个重大使命——经济特区，它将在中国改革开放大潮中被委以重任，大有一番作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