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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视觉中国 |
□高凯明 一 1941年6月的一天，一场同日寇的殊死搏斗之后，他身负重伤。生命垂危之时，是柏林镇罗圈峪村的老乡把他从阵地上抬了下来，藏在一家抗战堡垒户的地瓜窖里。地窖外有一块近一亩地大的巨型岩石，岩石顶部还有一盘石磨。他伤好些能动后，常从地窖中爬出来，躺在石头上透透气，有时会有一朵白云飘过来抚慰他，有时石缝中会开出一丛丛野花儿，红的、蓝的、黄的，好看极了。从那时起，他就把罗圈峪当成了自己的第二故乡。 他叫杜方平，安徽萧县人，1919年出生，1938年参加八路军。新中国成立后，他曾任南京军区政治部群工部部长、南京军区国防工业部部长等职务。 从上世纪80年代初离休后，当年硝烟中那一朵温暖的云便一直在他脑海中飘荡。他已是第三次专程从南京来到这里，想探望那些如再生父母般的父老乡亲们了。第一次和第二次他都未能如愿，原因是几经周折也找不到那块上面飘着一朵温暖的云、令他魂牵梦绕的大岩石。 这一次他终于如愿以偿地站到了那块阔别40多年的大岩石旁。那一刻，热泪夺眶而出，他痴痴地躺在大岩石上，像一个躲进母亲怀抱的孩子，久久不肯离去。 在杜老的记忆里，沂蒙山抗日根据地的每一片云都是吉祥的。比如被那棵有着两百多年树龄的老柿树挂住的云彩，也一直摇曳在他脑海中。 那天天气晴朗，身为蒙南支队组织干事的他外出执行任务，经过罗圈峪村头那棵大柿树下的地瓜地时，一位正在刨地瓜的老汉突然冲过来，一下子把他按倒在地瓜垄下。随即，老汉把自己的棉袍脱下来盖在了他身上。说时迟，那时快，一队巡逻的鬼子兵朝这里走来……那地瓜地里的老汉盖在他身上的何止是一件棉袍，那就是天上的一片吉祥的云啊。 杜方平说，在那段艰苦卓绝的斗争岁月里，八路军先后有三十多位将士被罗圈峪的乡亲救治过。当时为了粉碎日寇的“铁壁合围”，乡亲们还自愿把家里的粮食种子埋在地里，上面插上记号，等八路军深夜前来挖取。 终于回到了日夜思念的罗圈峪，可杜方平怎么也高兴不起来。因为他发现这里的乡亲们日子过得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好，村周围的环境变化也不大，就连老柿树下，当年围坐在抗日名将肖华司令员周围聊天时，自己曾坐过的那块平滑的石头也依然默立于原处。那一刻，杜老又一次流下了眼泪。 几天后，他像当年发动群众那样，把几位村干部招呼到大柿树下聊天……之后，他回到南京家中，把多年来省吃俭用攒下的所有积蓄，分批次寄回罗圈峪。 有一天，杜老终于看到罗圈峪村家家亮起了电灯，户户用上了自来水，还听到从12间新建的校舍里传来琅琅的读书声。杜老笑了，他猛然发现，在那株大柿树上，又有一朵云挂在那里，久久没有飘散。 二 杜老后来要求把自己葬在了罗圈峪村头。“天边飘过故乡的云/有个声音在对我呼唤/归来吧/归来哟……”那天我拿着手机播放着费翔演唱的《故乡的云》，去村头杜老墓地探望。同样作为离乡游子的我，在老人墓前深深地鞠了一躬。然后我去了村里新落成的“一扇门板”纪念馆。纪念馆在一家幼儿园隔壁，正门前高高耸立着一块酷似一扇门板的大岩石。石门两旁各有一株参天大柳树，那是杜老生前亲手栽种的。一扇门板、两棵柳树的设计构想，是说“前人栽树后人乘凉”，还是“继往开来”？似乎没人说得清楚，但我明白，这肯定是符合罗圈峪人的心愿，也遂了杜方平老人的心愿的。因为“一扇门板”纪念馆正是罗圈峪村民为杜方平老人建立的一座纪念馆。 据说，当年生命垂危的杜方平正是罗圈峪农救会会长孙宝合与侄子孙纪文摘下自己家仅存的一扇门板，与村民闫崇伦、崔如文一起抬回来的。那块历经八十多载，见证了血与火中军民水乳交融、生死与共的旧门板，如今就摆放在展览大厅的门口。旧门板虽已破烂不堪，色泽斑驳，但在我的眼中，依旧玉璧腾辉，风光无限。当年罗圈峪上空那片温暖的云朵，仿佛已被流金岁月牢牢地镶嵌在了门板上。我对专程从南京赶来参加开馆仪式的杜老的小儿子杜晓飞说，一扇门板纪念馆应该也可以叫感恩馆。 谈起建馆的初衷，罗圈峪党支部书记崔依雷告诉我，纪念馆得以建成，全靠老支书孙令珍眼界高、看得远，还有老战友、知名摄影家能伟的牵线搭桥，以及展览设计策划人管国东废寝忘食的精心编排。 展览馆最后一室里陈列着张爱萍老将军和书画大家林散之先生生前为杜老题写的书画展标。杜老喜绘画，擅画大山村落。他生前曾表示，要用自己的画笔，画出罗圈峪村的家国情怀，画出自己第二故乡人民如八百里沂蒙般的云水胸襟。 28年前，我曾从广州专程赶赴沂南，以《故乡的风》为题，写过“红嫂”明德英的文章。今天，我回到故乡平邑，又想以《故乡的云》为题，讲讲杜方平的故事，为“沂蒙精神”再添新注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