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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又可 张玞女士编辑了《骆一禾情书》，她转来几篇相关的文章，我从几位名家之外，唯独挑出来一个名字陌生的樊国宾的《一场爱情考古发现》。 张玞约略地说樊国宾是山西人，从事艺术出版，但从那时起我就惦念着这一位在写作圈外颇有实力的隐者。 于是约他开起了专栏，专栏名他想了一大堆，我从中选了“仁慈江湖”。这四个字，庄重内敛，又有不露声色的对立的张力，仁慈与江湖，风马牛不相及，一个是李白式的“十步杀一人”，一个是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后来，樊国宾才告诉我，“仁慈江湖”，是他的导师丁帆教授极少示人的一枚闲章。从江湖里面发现仁慈，或将仁慈注入江湖，这可不得了，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势，别开生面，人生大义存焉，一下子将某种久远失衡的价值，平衡过来了。 国宾其实就是这么一个人，半是庙堂半是江湖。 他从山西到沈阳，再从南京到北京，一路秉承的读书理想乃“君子不可以小道自域也”，他从未自我框限过专业或职业，而是以“君子深造自得”为准则，笃定践行知行合一的“士”的修为。 在东北，他结识了夜班编辑、摇滚青年和里尔克译者陈宁。相识的场面很有戏剧性，崔健演唱会人山人海，陈宁像费里尼的电影《阿玛柯德》里的叔叔在橡树上怒吼那样，也从一棵树上吼道：“老蓝老黄老绿！”从此之后，那些在沈阳街头的夜晚，在国宾的回忆里，有说不出的粗粝的青春的魅力，而随着陈宁的英年早逝，他自己的青春期也结束了。 他又从江湖回归庙堂，告别胡天胡地风流，考入了南京大学丁帆教授门下读博士。北大与南大的旨趣有所不同，如果说学府也是小江湖的话，那么这一江湖“转会”，让他进入了学术的新天地。 博士毕业的时候，他令人惊讶地决定离开学术道路而投身出版业。对于他的选择，丁帆教授不无惋惜，倒并不是担心徒弟会挨饿。可见，这师徒对于庙堂和江湖的分野之类，看法并不拘泥。 国宾跳进的出版业，原来是一个他自嘲的“火坑”。他现在同时肩负两家国字号文艺机构的管理重任，那又是不同的江湖，各种忙碌自不待言。拿他自己的话说，告别学术的二十年来，在世上磨炼，数度惨烈过招，不知荒芜了多少学术个性。 他的随身文件包里总是放着书，好整以暇，看上几页。酒后夜半回到家里，若有所思，则写下来，有时发到朋友圈。这些不急于出手的抽屉里的文章，有一种民间的色彩和况味。对于他这个文学博士来说，思接千载是“吾家事”，又勾兑了江湖，文字就有了力道，也就与同时代的文风拉开了审美的距离。 发在《读库》头条的长篇随笔《从北大到南大》，是少数几篇公开发表的文章之一。写这篇文章，他查阅了十年求学时期的日记，一笔一画不敢轻信记忆，那正是他承继下来的翔实谨严的学风的表现。长文《师父》写的是颇有林下风、倡导与血腥江湖对立的仁慈江湖的导师丁帆先生。国宾的文字里能读出“骨”来，骨鲠在喉的骨，这能看出他从师读书所建构的知识“道统”的源泉来。这种“骨鲠”，是古道热肠的“夫子自道”，有一种不合时宜的“迂阔”，以及“刻舟求剑”的执拗。 中国古人有所提醒，“学道而不能行者谓之病” 。软弱如我们，都可能是“病人”。所以，这种精神上的“行”，往往颇有“阻力”，有时候到了“寸步难行”的地步。因此，写作作为一种存在方式，“我写作故我存在”，你说它脆弱也好，你说它坚强也好，不停地写作，不停“行”所学所信之“道”，就如西西弗斯不停地滚石上山。关于这种情形，里尔克告诉后来者：“没有什么胜利可言，挺住就是一切。” 在导师丁帆之外，国宾还推崇顾随。顾随却是连自己也不相信的：“身如入定僧，心似随风草。”我想，“随风草似的心”，这才是人的普遍真相或窘相，而说出人的“软弱”“不堪”的真相是需要大勇气的。作为“软弱”的写作，瞥见自我的“虚无”和“荒诞”景况的思考或写作，不用说就是一种大力量。仁慈构成一个江湖，它就具有一种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