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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6日，暨南大学潮州文化研究院揭牌仪式在暨南大学举行 羊城晚报记者 林桂炎 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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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6日，在暨南大学潮州文化研究院成立仪式上，陈平原教授致辞 羊城晚报记者 林桂炎 摄 |
羊城晚报记者 朱绍杰 陈亮 为传承发展潮州文化，推进中华文化创新发展，9月16日，“暨南大学潮州文化研究院”成立仪式及发展建设研讨会在暨南大学石牌校区举行。研究院成立后能做什么？潮州文化的研究应如何划定范围？在这股研究热潮中应有哪些“冷思考”？羊城晚报记者为此专访了研究院首任院长、北京大学教授陈平原。 理清潮州历史要有大潮州意识 羊城晚报：您如何理解潮州文化是岭南文化、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陈平原：二十年前，我撰写《乡土情怀与民间意识——丘逢甲在晚清思想文化史上的意义》，谈及以世人所理解和阐述的“岭南文化”，来解释文化上“另有渊源”的潮嘉地区，显得力不从心。因方言及习俗的关系，潮州、梅州与广州之间，有很大的文化隔阂，所以我才与朋友合编了《潮汕文化读本》。 谈论潮汕历史文化，一般都会提及明代《永乐大典·风俗形胜》中这段话：潮州府隶于广，实闽越地，其语言嗜欲，与福建之下四府颇类。但另一方面，此前在广东与福建之间进进出出的潮州，唐天宝十年（751年）由隶属江南道改为由岭南道管辖，自此站稳了脚跟。长期的行政归属，有效地塑造了潮州的政治经济乃至风土人情。潮州人是广东人，只不过讲闽南话，有自己的风俗习惯而已。岭南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潮州文化属于再下一个层级的重要组成部分。 羊城晚报：您曾提出“理清潮州的历史，要有大潮州的意识”。“大潮州的意识”该如何阐释？ 陈平原：所谓“大潮州的意识”，是相对于今天三市分立的“小潮州”格局。上世纪九十年代，饶宗颐撰写《潮州学在中国文化史上的重要性——何以要建立“潮州学”》，提及“研究雍正以前的潮州历史，梅州、大埔都应该包括在内，这说明客家学根本是潮州学内涵的一部分，不容加以分割的。”考虑到历史上分分合合，现实中各有利益，最好互相尊重。既然“客家学”已经独立，“潮学”可与之结盟，不必谋求取而代之。 另一方面，1991年汕头、潮州、揭阳三市分立（还不算汕尾部分），谈“潮州文化”变得很尴尬。盘子本来就不大，若分得太清，说得太细，外界辨识率必定很低。若三市都“宁当鸡头不当凤尾”，每件事都要说出个你先我后，不要说民众莫名其妙，学者也很难开口。我曾在“2016潮学年会”上发表题为《六看潮汕——一个人文学者的观察与思考》的主旨演说，特别提及当务之急是寻找潮汕人的共同记忆，建立合理的历史论述与未来想象。考虑到历史与现实、海内与海外、学术与传播，我以为比较合适的还是回到清代的概念，再略作调整，以此来谈论“潮学研究”或“潮州文化”。 谈“潮州文化”最好能穿越三层壁障 羊城晚报：从专业学者的角度看，今天的“潮州研究”应该如何扩大研究路径？ 陈平原：国史研究当然最重要，但与之相配合的地方史，同样值得认真经营。除了立场、宗旨、方法、文体等，还有一个很现实的话题：那就是这个圈子到底划多大。范围太大（比如省级）容易四处掣肘，难得深入；范围太小（比如县级）则空间有限，无法施展。当然，还得考虑原有的历史传统与文化遗存。在我看来，比较好操作的题目是绍兴、徽州、泉州、潮州等，因其兼及历史传统与现实关怀，不大不小，收得拢也放得开。 明清的方志修撰、清末的乡土教育、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文献整理、今天的非遗传承等，这些各地都有。具体到饶宗颐提倡的“潮州学”，还包括“潮瓷之出产及外销、海疆之史事、潮州之南明史”，以及“侨团在海外多年拓展的过程”等。比起三十年前吴南生倡议成立潮汕历史文化研究中心，今天从事地方史研究，越来越得到各高校的重视。而中国高校经过改革开放四十多年的锤炼，也有了比较雄厚的学术实力。就像暨大如今成立潮州文化研究院一样，注重文学、历史学、艺术学、传播学、经济学、人类学、设计学、规划学、旅游管理等多学科的交叉融合，兼及基础理论与应用研究，培养研究潮州文化的专门人才，建立面向社会乃至市场的文化研发机制，是可以做到的。 羊城晚报：近年来，潮州文化的研究与传播受到广泛关注。在这股热潮中，您认为有什么方面值得我们注意？ 陈平原：不同时代谈论“潮州文化”，当然会有不同的面貌与侧重点。大背景是，入世以后，中国顶住诸多冲击，取得了巨大成绩，已经不可能退回到闭关自守的状态。可经济全球化与文化多样性，二者本非天赐良缘，而是构成了巨大张力。中美冲突以及疫情肆虐，对前者是巨大挑战，对后者也非福音，因其调动起来的，很可能只是民族主义情绪，而非文化多样性的诉求与努力。 基于此背景，谈“潮州文化”最好能穿越三层壁障：第一，学院与社会；第二，文化与商业；第三，海内与海外。潮人海外关系复杂，潮商全球力量强大，这些都广为人知，也容易找到更新换代的突破口。关键在如何看待“学院与社会”。在大学设立研究院，自然必须有科研成果；但今天中国的人文学以及社会科学，过分强调国家级或省部级“课题”，满足于制造各种无用的“高头讲章”。其实，对于“潮州文化”来说，传播与转化，或许更值得用心用力——倘若下一代潮人基本上丢掉方言，忘记故乡，拒绝认同，则以上所有努力全都落空。 潮州商人与学者互相欣赏是一种传统 羊城晚报：潮商支持与赞助文化事业的传统由来已久。您如何看待这种传统？ 陈平原：多年前我谈论饶宗颐的学术贡献，曾专门提及潮州商人的支持，称潮州这个地方，从来不是政治中心，不出大政治家，但出大商人和大学者，且后两者可以互相欣赏，互相支持。比如1949年初，饶宗颐为继续编写《潮州志》，专程赴港，与此书的赞助人方继仁商议。在方氏的再三挽留下，饶寓港不归，此举决定了其后半生命运。饶宗颐在港治学，方继仁斥巨资为他购入了英藏敦煌文献缩微胶卷；方去世后，饶宗颐撰《方继仁先生墓表》予以表彰。 如今，作为商人的方继仁早被遗忘，而作为学者的饶宗颐则如日中天。晚年接受采访时，饶宗颐称：“现在看来，我觉得我的整个生命中，他是很关键的一个人。”（参见胡晓明《饶宗颐学记》）这不是孤立的个案，饶宗颐在学界及社会上的巨大名声，背后有潮州商人的功劳。不少经商的朋友说，家乡出了大文人，真的“与有荣焉”，很乐意共襄盛举。这与其他地方经商的嘲笑读书人“穷酸”，读书的批评商人“铜臭”，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这次暨大设立潮州文化发展专项基金，首批基金由广州路翔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暨南大学校董柯荣卿先生捐赠1000万元，支持创建潮州文化研究院。我特别希望众人拾柴，共同参与，就像过去走江湖卖艺的总喜欢说：有钱出钱，无钱出力，没钱没力的，捧个人场。不失时机地为潮州文化“叫声好”，也是一种贡献。 羊城晚报：有评论认为，潮州文化、潮州商人都已经走出去，可是外部文化似乎比较少地走进潮州地区。对此您怎么看？ 陈平原：记得以前有“三个潮汕”的说法，即广义的潮州人，本地一千万，海外一千万，国内各地还有一千万。当然，这里说的是原籍，包含移民及其后裔。走出去的潮人，确实有很多精彩的表现；可留在家乡的，同样值得尊敬。因人多地少、发展空间有限，加上错失了好几个难得的机遇，今天的汕头、潮州、揭阳，经济发展不及珠三角，这确实很遗憾。 前年我撰写《如何谈论“故乡”》（2019年3月20日《南方都市报》），其中有这么一段很深的感叹：“故乡确实不尽如人意，可这怨谁呢？你是否也有一份责任？对于远走高飞且在异乡取得很大业绩的你，在表达爱心与倾注乡情时，请尊重那些在地的奋斗者。说实话，家乡的变化，最终还是得靠坚守在本乡本土的朋友们。远在异乡的你我，即便能助一臂之力，也不能代替他们的思考与努力。错把故乡当他乡，还没下马就哇啦哇啦地发议论，以为可以复制你成功的异乡经验，那是不对的。误认的结果必定是乱动，最后很可能双方都不开心。理智的做法是，退后一步，明白自己的位置与局限，除了坚持《深情凝视“这一方水土”》（《同舟共进》2006年4期），再就是因应故乡朋友的呼唤，小叩大鸣，在某个特定领域，略尽绵薄之力，如此而已，岂有他哉？” 另外，我必须略为补正，相比起珠三角，潮汕地区的外来人口比例及文化交汇程度明显不及。但也不是没有进步，起码与我四十多年前离开家乡时，已是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些年，我经常回潮州讲学，感觉古城还是有很大变化，街上问路买卖都可以用普通话，年纪大点不一定能说，但也大都听得懂；至于年轻一辈，完全没有问题。我曾专门问过韩山师范学院校长，得到的信息还是比较令人欣慰的：专任教师中潮汕籍以外的占65%，学生也差不多，潮汕籍以外的占63%，因而校园里都说普通话。说这些，外地的朋友可能觉得很琐碎，可你要知道，潮汕三市以往最被人诟病的，就是因方言造成的封闭与保守。在我看来，随着教育普及、交通便捷以及文化交流加速，这个问题已大有改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