牵挂

　　□常树辉　　

　　不少人或许有过这样的体验：在母亲身边时，不知母亲的疼爱与挂牵；不在母亲身边时，甚至是远走高飞、身在他乡了，才会慢慢体会到母亲的担惊受怕与挂肚牵肠。我的这一体验大概是从我当兵那年开始的。

　　1985年秋末冬初，我应征入伍，到广东的上川岛当兵。经过四天多次转运，我们一行数十人乘艇上岛，住进山洞，开始进行为期一百天的新兵入伍训练。

　　上岛后，我与其他战友一样，写好了向父母报平安的第一封家书。那时的上川岛，交通与通讯条件十分落后。部队与外界联系的渠道只有三条：一是有线军用电话，二是密码电报，三是登陆艇。前两条是部队机关处理军情要务和联系重要工作使用的，与官兵日常生活关系不大，只有登陆艇与大家息息相关。也就是说，岛上日常的人员与物资运进运出，只有依靠登陆艇。遇上台风或恶劣天气，登陆艇不能出海，岛上便会与世隔绝。

　　二十多天后，战友们陆续收到了家人的回信，唯独我写的第一封家书，如泥牛入海，没有回音。

　　后来听家里人说，儿行千里母担忧！我是母亲的“老生儿”，自小带得金贵，入伍前从未离开过家乡，更没有出过远门，母亲愈想愈怕，饭吃不香，觉睡不宁。起初，每天下午都会步行（母亲不会骑自行车）到大队部，询问有没有我的来信。三天后，分上下午两趟往大队部跑。这样过了七八天，见还是没有信来，母亲便开始直接往乡邮电所里跑。

　　从村里到乡上，母亲每天要翻越一公里的河沟洼地，步行两公里的乡间土路。这样又是跑了一周，还是没有任何消息时，母亲再也撑不住了。在乡邮电所里，放声大哭起来。边哭边走，找到乡武装部的张干事，半是哀求半是责怨地说：“你们把我的孩子给拉哪儿去了？！总不会是路上给拉丢、拉掉了吧……”

　　回到家中，她大声责怨父亲当初不该让我去当兵，并说出了“你要包（赔）我儿子”的狠话。父亲也坐不住了，饭顾不上吃，一口气跑了四个村庄，找几个同乡入伍战友的父母写信给他们的儿子打听我的情况。

　　当我得知这一情况后，立即请了假，翻了两公里海岛山路，到岛上邮电局为父母拍了电报：“平安到队，请勿念。”母亲这才放下心来。

　　听姐姐讲，我当兵走的前两年，母亲因为过分地想念和牵挂我，经常一个人坐在地里偷偷抹泪。特别是当有人向母亲问起我的情况时，母亲便会放声大哭。我当兵走后的第一年春节，同村的一个在北京当武警的侄子回家探亲，到家中给母亲拜年，母亲见到穿军装的他，抱着这位侄子放声大哭，边哭边说：“我想念我的儿啊……”

　　后来，岛上装了程控电话。我与母亲约定，每个星期六晚的《新闻联播》后，我可以给母亲打上一个电话。到了周六，母亲便会早早地吃过晚饭，一路小跑，赶到集南头一个小卖部里等我的电话。在电话里，我能清晰地听到母亲熟悉的笑声和欢快的喘息声。每次通电话，母亲一般都会按“程序”问一遍我的“衣食住行”，末了，多是叮咛“海上水多，潮气大，晚上要捂好被子……在海上执行任务时可别往海里瞅”之类的话。若是我“违约”，母亲便会在电话旁多等上半个钟头，然后，悻悻地离开，边走边说：“孩子可能忙，怕是又执行啥任务去了……”

　　2000年，我调到了广州部队机关工作。那时女儿刚出生，母亲放心不下，坚持着要来广州看看。此时，母亲已年近古稀，一生劳作让她落下了一身的疾病，在广州足足待了两个月才回去。这是母亲第一次来队上看我，也是最后一次来看我。飞机落地郑州，母亲便打来电话，动情地说：“这次去广州，看着恁都挺好，我放心了……只要你能在部队好好地为国家工作，照顾好妻小，我死的时候你不回来都行……”

　　母亲一语成谶。母亲走的时候，我真的没能回去……

　　这些年，随着岁数增长，尤其是自己也成了父亲后，对父母对儿女的疼爱与牵挂，有了深切体会，深感母爱的无私与伟大。尤其怕每年过母亲节，日子一临近，我就格外地想念母亲，一个人独坐窗前，望着蓝天，想母亲在另一个世界，是否会挨饿受冷？是否开心？是否快乐？……如此胡思乱想，等猛地醒来才知道，此生我与母亲再也不能相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