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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高霜清之二（纸本水墨，201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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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脉丹霞之二（纸本水墨，202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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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绍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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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工·七合（铜组件，2021）现场图 |
文/羊城晚报记者 朱绍杰 通讯员 曾睿洁 图/受访者提供 无论公务多么繁忙，广东美术馆馆长王绍强每天至少画三次画。 如无意外，王绍强每天的安排几乎是固定的。早上7点到工作室画画，工作40分钟左右，8时出发去广东美术馆上班；下班回到工作室，早上画上的水墨已经干了，接着画；到了夜里11时50分，第二遍水干了，继续画画。周而复始，只争朝夕。 他说，作品在这个过程中一层一层地上墨，如茶色和茶渍的层叠生成一样。时间紧迫，这是让时间和空气帮助他完成作品。 为了更好地进行时间管理，王绍强做了很多减法，比如把工作室创作、读书、喝茶等位置固定，相关物品也放在最顺手的地方，这样不会因为寻找而分心。在接受羊城晚报记者采访时，他坦言，有时候活动到了晚上8:30就浑身不自在，甚至找借口离场，因为“这个时候我应该在工作室画画”。 他告诉记者，画画创作之于他，是内心的一团星星之火，从未熄灭。王绍强出生于广东粤东的一个小渔村，至今他还带有明显的潮汕口音。作为一个在海边长大的孩子，大海情结伴随他的一生，与对星空、高山的向往一道，成就他和他的艺术。 上世纪90年代到上海求学，从岭南文化到海派文化，这种交融影响了他后来的创作。2001年，王绍强回广州美术学院读研究生，毕业后留校任教，担任视觉艺术学院的首任院长，2016年调任广东美术馆馆长。 近些年开始个人水墨创作实践以来，王绍强有过四个重要个展。前三次分别在广州和杭州，第四个则是他的首个北京个展，主题“二即一”既包含其创作理念，同时也指代他在美术馆长和画家之间来回切换。 11月5日，《理——王绍强的维度与艺术》在深圳何香凝美术馆拉开帷幕，展出他近年创作的60余件作品，呈现基于中国哲学和文化思想体系的跨媒介艺术实践。 从笔墨传统切入传承创新 羊城晚报：您本次在何香凝美术馆举办的个展和此前北京的个展有什么不同？ 王绍强：北京的展览在作品和空间之间进行了一种全新关系的建构，让作品与空间形成不一样的融合与对话，呈现一种较为完整的艺术面貌，为这次深圳的个展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这次展览是我从个人创作的脉络出发，展出近年创作的60多件作品，很多作品在原来基础上有崭新的探索与尝试，相对来说更立体地展现了我的整个创作体系和逻辑。除了架上绘画，我还专门为何香凝美术馆的内庭院创作了雕塑装置作品《天工·七合》，增加了庭院造景层次。这种再造与该馆所具有的自然元素和东方审美空间融为一体，这是凸显整个展览观念及层次感的重要组成部分。 另外，这次展览增加了文献部分，展现了一些创作日常、素材以及工作室现场感等等，力图生动地讲述作品背后的故事及工作方式，从中可以看出我真实的创作环境和工作状态。 羊城晚报：为什么选择天文、地理作为创作的切入点？ 王绍强：我出生在粤东潮汕，求学于上海，是从小在大海、海风、阳光、星空和山川中成长起来的这样一个人。我也从小就喜欢用画笔，记录这些熟悉的风景。毕业后我辗转到了广州并在这里定居、生活、工作、创作，但是多年以后我才慢慢发现，自然对我内在的塑造和感知从未改变。当仰观苍穹、俯察大地，你会在聒噪的世界中找到一种内心的平静。所以这些年来我的探索一直围绕天文和地理展开，不断寻求一种适合的表达形式。 这样慢慢探索形成的创作方式，似是一种对历史与自然的科学考察。我希望，借助水墨的性灵、复叠与移积，将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这两条线索贯穿起来。 羊城晚报：您希望在自己的创作中如何响应当代性与时代主题？ 王绍强：北京画院吴洪亮院长为我本次展览确定的主题是“理”。“理”引发我们联想到万物之理，同时也是一种渐变和转化，尤其是人生不同阶段的境遇、经历、心态等多重维度的变化。正是如此多样化的经历，让我的创作从观念、媒材到方法，都在真实的大地空间里定位心中的图像。 但在面对传统绘画的时候，我们都无法回避中国数千年的笔墨传统，它既是后辈源源不竭的灵感源泉，也是需要逾越的高山。我始终希望自己不是一味地重复古人；传承创新，是我们当下重要的时代命题。 今年我以北斗星为题材创作了《望北斗》，这件作品参加了《广东省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美术作品展》。“北斗星”既是中国人千年来寻求指引的天文定位，是大家最熟悉的星星，同时也被用来命名当下中国自主研发的卫星系统。这张作品是一个长屏的星空影像，它将永久陈列于“北斗园”，作为一种科技与艺术的交集，唤起我们无限的想象。 当代水墨超越了东西方范畴 羊城晚报：您为什么选择当代水墨作为艺术创作的发力方向？ 王绍强：我人生的第一幅画，就是水墨，这是一种天然、自然的情感联系，也是生长环境带给我的影响。虽然在求学期间，我几乎都在创作西画，但最终还是回到了水墨的路上。 中国人对水墨有着特殊的感情，水墨也是中国特有的艺术形态。中国艺术家的东方文化身份非常重要。从上世纪西方语汇大量进入中国之后，中国的当代艺术一直在寻求“找到自己”，当代水墨同样需要处理“西方语汇”的问题，同时还要关注水墨本身的文化性、材料性、观念性等。我还是认为，要在对当下鲜活的观照中回归到我们的根，才有可能产生有价值的构建。 羊城晚报：在您看来当下的水墨创作具有怎样的特点？ 王绍强：水墨创作关注的已经不是某个单一的问题。当下的水墨借助独具东方审美的媒介，为观者打造出了一个高于画面本身的思考空间，会引发我们关于人与自然、生命、哲学以及自身的持续求索。从这个角度来说，当下的水墨创作超越了东西方的范畴，通过全球视野尝试构建一种新的当代水墨山水景观图式。 羊城晚报：您认为当代水墨的发展，要注意什么问题？ 王绍强：从大原则上来说，当代水墨在传承发展笔墨传统的前提下，还要注重其思想性、观念性应该来源于中国的哲学体系，从而达到形式和内容的统一。然后，我们在面对观众、对话国际的过程中，要清晰自己的身份识别：我就是中国艺术家，我做的就是中国的艺术。中国的艺术也是世界艺术的一部分，我们要有这么一个自信。 艺术家更要有一种使命感，我们创造好的艺术，也要创造能够为国内、国际接受和理解的艺术。当今社会正在发生剧烈的变化，今天的艺术也和过去有很大的不同，艺术也要应时代的变化而做出转换创新。 和“岭南”有一点距离 羊城晚报：我们注意到，您的创作也出现在“后岭南”群体中，您希望自己在其中是怎样的角色？ 王绍强：首先需要说明的是，我的成长过程其实和“岭南”有一点点距离。我出生在粤东，同时受到“岭南”和“海派”的影响，而我求学包括艺术方面的成长更多的是在上海，那是吸收能力最旺盛的时期。大学毕业后我回到广州美术学院深造与工作，也和不少老先生交往，并向他们请教。因此我并不能简单将自己划分在哪个具体的地域文化上。 在我的理解里，岭南的精神在于革新，勇于拼搏、敢于进步。我希望自己是一个推动者，但从来不认为只有轰轰烈烈的改革才能实现水墨的当代转化，在精神内核上也许我和“岭南”有一点距离。 我们需要推动水墨往前走，但是水墨不能距离当今的社会和时代太远，艺术最终还是要回到人民中去。从艺术管理者的身份来说，我的职责就是推动文化、艺术的发展；而从一个艺术家的角度，我希望能在整个传承和创新的脉络中，寻找一个新的角色。这两者是互相呼应的。 羊城晚报：您作为一名艺术管理者，而同时您又是艺术家，您是如何平衡这些身份的？ 王绍强：目前美术馆工作肯定还是首位，即便画不了画，也要先把美术馆的事情做好。正因为美术馆工作的紧迫性，造就了我不断寻找特殊的创作方式，以“弥补”创作时间的有限。 但我会尽量给自己安排完整的时间进行阅读、研究、思考、实验，每个环节都是作为一名艺术家的创作所不可或缺的，无论日常公务多么繁忙，投入到创作上完整而固定的时间，对我来说非常重要。 从另外一个层面来看，美术馆的工作确实深化了我对艺术的研究，反过来助益创作。它让我对国家的文化发展有更深入的认识和理解，也自觉地把个人创作融进去，因为艺术最终也像经济、科技一样，要服务于国家、服务于人民。 美术馆工作是一项持续性的事业，我在其中深切体会到滴水穿石的能量，这种体会也贯穿在我的创作中。艺术创作让我放下了繁重公务中的焦虑，回归内心的平静，这也是一个自我修复的过程。同时，我也希望自己用创作的方式，完成一名“文化领军人物”对社会应交出的部分作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