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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革命纪念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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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路线示意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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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大学红色体育文化工程技术中心执行主任、副教授杨学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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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家坪桃林公园，中央领导同志和战士们经常在此举行篮球比赛等活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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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枣园革命旧址朱德旧居前的石桌，朱德常和战士们在此下象棋、打扑克 |
策划：陶 勇 统筹：赵亮晨 林本剑 采写：羊城晚报特派记者 柴智 魏超然 摄影：羊城晚报特派记者 梁喻 延安枣园，朱德同志曾经住过的窑洞前，一张石棋桌最为显眼，四角虽都已磨平，仿佛在诉说着历史的沧桑，但桌面上雕刻的棋盘清晰可见。 枣园革命旧址管理处副主任曹峰向羊城晚报记者介绍了这件“珍品”：“中间最大的棋盘是传统的中国象棋，旁边的小棋盘是地方棋，我们延安称之为‘憋死牛’、‘老虎吃绵羊’或‘狼吃娃’，虽然叫法不一，但玩法大同小异。朱老总当年就是在这里与战士们下象棋、打扑克的，总司令和普通士兵，其乐融融。” 这是延安时期党中央领导人积极参与体育运动的真实写照。当时，包括延安在内的陕甘宁边区掀起了一场自上而下、最彻底、最广泛的全民体育浪潮！ 中央领导率先垂范、践行体育运动 “滔滔延河水，巍巍宝塔山，延安十三年，红色体育掀波澜”，延安市体育局出品的歌曲《红色体育精神万代传》，生动地讴歌了延安时期红色体育的火红势头，这一切首先要归功于党中央领导人的带头作用。 党中央自1937年1月进驻延安城后，延安就成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指导中心。 “延安时期的13年，是中国共产党扭转乾坤的13年；13年间，锻造出了延安精神；而体育精神，正是延安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当时物资匮乏，缺医少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因地制宜、因陋就简地开展体育运动，对于增强军民的身体素质、减少疾病、促进身心健康，都起到了特殊作用。毛泽东、朱德、贺龙、任弼时等党中央领导率先垂范，身体力行，践行体育运动，带动了全民体育的推进。”延安大学红色体育文化工程技术中心执行主任杨学达副教授，在接受羊城晚报记者专访时介绍说。 在王家坪革命旧址，讲解员贺丽丽向羊城晚报记者回忆起当年的“乒乓外交”雏形：“毛主席非常喜欢打乒乓球，经常带着女儿李讷练球，也曾与美国医生马海德切磋球艺。马海德还指导过李讷打乒乓球，并曾建议毛主席也要多打，这样才能有助于缓解风湿疼痛。” “朱德同志会利用空余时间与抗大学生、战士们进行篮球和排球比赛，刘少奇经常打太极拳，任弼时也会参加狩猎活动，而周恩来在骑马过延河时右臂摔伤，就坚持做火棒操以锻炼上肢力量。” 延安市体育局副局长魏勇告诉羊城晚报记者。 朱德总司令非常重视部队体育活动的开展，并亲自参与体育领导工作，他常以自己的亲身经历教育广大指战员，“我在军队生活30多年，行军从没掉过队，也从没坐过担架，主要原因是青年时代喜欢运动，才能有如此强健的体格”。 一条延河，夏是游泳场冬作溜冰场 为了使陕甘宁边区适应长期战争的需要，并逐渐达成健身、战斗和娱乐的三结合，建立必要的体育组织机构并给予积极倡导，才能实现群众性体育活动的持久和技术水平的提升。 为此，1940年5月4日，延安体育委员会成立，李富春担任名誉会长；1942年1月28日，体育科研机构——延安新体育学会成立，朱德总司令任名誉会长。两大机构的成立，让陕甘宁边区的体育运动开展得更为普遍、经常和生活化，延安大学还创办了我党领导的第一个高等学府体育系，边区体育事业蒸蒸日上。 毛泽东同志在1943年的《陕甘宁边区战时教育方案》中强调：“体育课应增加简单的军事训练，学习侦查、通讯、站岗、放哨、坚壁清野等军事技能，培养迅速敏捷、灵活机动的生活习惯。”延安时期的体育运动与军事训练密切结合，特别是突出军体项目，更直接地为抗战服务，让体育运动富有了群众性、战斗性以及强烈的时代感。 1942年9月5日，《解放日报》刊登朱德总司令为“九一”扩大运动会的题词：“运动要经常。”同年2月5日《解放日报》提倡“十分钟运动”，包括球类活动、柔软体操、太极拳和八段锦等。运动形式灵活多样，参加者任选一种，坚持天天练习，长年不断，极大地提高了群众参加体育运动的热情，使得陕甘宁边区群众拥有了更加健康的身体。 马海德在《忆延安时期的体育生活》中，曾这样描述当年的体育盛况，“每天天刚放亮，战士、学生、工人和机关干部都成群结队地锻炼身体，有的做徒手操，有的爬山，延河周边到处都是跑步的人。中午，篮球场和排球场的队伍排起长龙，大家轮流换班打球，球场周围站满了观众。夕阳西下，晚饭后山坡沟渠和延河两岸的空地上，人们跳起集体舞，做起集体游戏，处处彰显革命乐观主义精神”。 “夏天，延河是天然的游泳场，许多人来延安之前不会游泳，到延安后很快就掌握了游泳技术，很多离延河一二十里地的军民也会不辞辛苦徒步赶来。清凉山西边突出的石崖，离水面约三米高，也成了练习跳水的跳台。到了冰封的冬季，延河又成为天然的溜冰场。”延安革命纪念馆讲解员张持向羊城晚报记者讲述了延安军民对于延河的热爱。 李富春同志在《开展体育运动》一文中曾指出：“体育运动有种种方式，不要限于田径赛、球类赛和角力赛，不要限于运动场内。要把适当的生产运动使之体育运动化，要把大众习作的东西体育化。”这种处处着眼于群众体育普及的做法，有力地促进了陕甘宁边区新民主主义体育的发展。此后，跳水、羽毛球、高尔夫、滑冰、冰球等新兴体育项目开始在边区兴起；晋察冀边区自创的军球也在延安开始流行，这是一项介于篮球、手球和足球之间的混合型运动项目，足篮球的规则共用，且可以带球跑，深受延安军民的喜爱。 绥德体育运动历史悠久，从校园起步 在陕甘宁边区体育运动史中，榆林市绥德县体育运动的发展历史最悠久也最具代表性。 绥德县党史办原副主任、绥德红色文化研究会副会长刘水波在接受羊城晚报记者专访时表示，陕西省第四师范学校自1924年在绥德兴办后，体育活动就在学校率先开展，主要以篮球、排球、足球、乒乓球等球类项目为主。 “省第四师范学校当年曾三次前往榆林中学进行友谊赛。1925年3月，国文教员王懋廷带领40名学生徒步从绥德前往榆林中学赛篮球，这是榆林地区有文字记载以来最早的现代体育活动；1925年8月，教员王复生率队去榆林中学进行足球赛；1925年10月，绥师校长李子洲和教务主任杨明轩第三次带队去榆林中学进行篮球、足球和拔河比赛。三次体育活动，是绥德大革命时期最早也最有影响力的运动”。 绥德革命历史纪念馆讲解员曹旋旋告诉羊城晚报记者，在三五九旅和绥德警备司令部旧址，1945年和1946年曾连续两年举办“五卅”运动会，其中以1946年的规模最为盛大。据《解放日报》记载：1946年5月30日至6月5日，绥德举行“五卅”运动大会，参加单位有绥德各机关、学校和米脂县等各界、各地运动员。曹旋旋告诉记者，“5月30日14时，绥德驻地部队、机关、学校、工人、市民、运动员共五百多人及观众三千余人齐聚赛场。比赛项目有球类、哑铃操、霸王鞭、花圈舞、叠罗汉和柔软操等等。” 对于延安时期的体育事业，杨学达说：“这一阶段形成了独具特色、内容丰富、参与广泛的红色体育，第一次使体育真正成为人民大众的体育。在提升军民身体素质的同时，也为中国体育事业的发展积累了宝贵的经验，为新中国体育事业的发展夯实了基础，凝聚了智慧，生成了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