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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洪宇 |
文/羊城晚报记者 董柳 图/受访者提供 今年是“双减”政策落地的第二个年头。长期从事教育研究工作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湖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周洪宇调研发现，“双减”之后，中小学教师的负担需要减轻。 “随着课后服务实现全覆盖，有部分学校反映，教师负担明显增加，工作时间明显延长。”周洪宇将在今年的全国两会上提出，“要合理减轻教师负担，为教师提供有效激励与保障”。 教师义务负责课后服务不是长久之计 羊城晚报：您今年打算提多少件议案、建议？ 周洪宇：目前一共是27份，其中涉及立法的议案有6份，建议21份，这是初步考虑。当然，到北京之后，随着对一些问题的关注，（数量）可能还会略有增加，但我还是想控制在30份以内，跟往常差不多。 羊城晚报：这其中很大一部分涉及教育吧？ 周洪宇：大约有40%涉及教育领域，毕竟我长期都在教育领域工作。特别是“双减”之后，我带领我们华中师范大学国家教育治理研究院和长江教育研究院这两个重要的教育智库，在东、中、西部6个省份，对130余所中小学的1万多名学生进行调查。我们发现，一方面，“双减”工作取得明显成效；另一方面，“双减”工作还存在一些问题，或者说困难。针对这些问题、困难，我们专门组织专家撰写了一份《关于进一步推进“双减”政策落地 构建良好教育新生态的建议》。 羊城晚报：大家平时提得比较多的是减轻学生负担，学生负担减轻了，按理说老师负担也会相应减轻。 周洪宇：理论上是这样的，但要执行“双减”任务，最后任务还是落到了教师头上。“双减”政策强调，学校要“提升学校课后服务水平，满足学生多样化需求”，最后基本还是本校教师去承担提升课后服务水平的任务。要给予教师一定的激励保障，否则，教师搞义务劳动，也不是长久之计。 我们在调查中发现，教培市场规模正在收缩，学校作为教育主阵地的作用进一步强化，教师需要在工作上付出更多时间和精力，承担更多无形的职业成长压力。所以，我提出要合理减轻教师负担，并且为教师提供有效激励与保障。 教师减负存在“此减彼增”现象 羊城晚报：此前，全国多个省份已出台了教师减负措施和清单，这些措施是否“够用”？ 周洪宇：2019年12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减轻中小学教师负担 进一步营造教育教学良好环境的若干意见》，截至2021年2月底，已有28个省（直辖市、自治区）陆续出台了中小学教师“减负清单”。然而，“减负清单”之外存在隐藏负担，实施过程中存在“此减彼增”、减负的“度”把握不准、“减负清单”实施的监督力度不足等问题。 羊城晚报：“此减彼增”现象多见吗？ 周洪宇：文件的出台是一回事，文件的实施、落地还有一个过程。清单上明确不应该由教师来承担的事项可能被“减”下去了，但后面可能又来了一些其他工作，这些工作又被“拴”在了教师头上。 比如，过去有的地方要教师填写社会上的各种表格或统计数据，现在文件可能把这些内容给“砍”下来了。但一些别的部门可能认为有的工作必须由教育系统来完成，最后教育部门又交给了教师，这是一种隐性的负担。 其实，教师减负是为自身质量的大提升做准备，也是为学生高质量发展铺路。 建议将教师课后服务作为表彰参考 羊城晚报：合理减轻教师负担，怎样才算“合理”？又该怎么“减”？ 周洪宇：我认为，教育部门应协调运用政策工具，均衡分配政策主体，优化评价方式。我建议进一步优化中小学教师绩效工资方案，确保课后服务经费主要用于参与课后服务教师和相关人员的津补贴，将教师参加课后服务的表现作为职称评聘、表彰奖励和绩效工资分配的参考。 羊城晚报：在具体的减轻教师负担的方式上，有哪些措施可以用？ 周洪宇：首先，可以依据校情，试行新的考勤制度。一方面，要统筹安排教师课表，可以在不影响正常教学的前提下试行“弹性上下班制”。另一方面，学校可探索建立“延时服务积分制度”，对参与延时服务的教师积分，以月或双月为单位，实行等同时间“调休”。当然，“调休”“弹性上下班制”绝不可“一刀切”，要依据校情而定。另外，需明确规定某几个时间不可“弹性”，如学校明确规定的集体备课时段、全体教师集体会议、区内统一的各学科教研活动时段等。 借助社会力量也是一种方案。比如，可以积极探索与少年宫、博物馆、科技馆、周边专业场馆等的合作，让多种“课后服务”模式并存；再比如，尝试引入校外教育机构力量，很多培训机构有丰富的教学资源，艺术类、素质类机构完全可以加入到校内的教学实践中来，丰富校内“课后服务”内容。上级部门应协调统筹相关资源，通过公开招标引入一些有资质、有水平的机构供学校选用，同时还要进一步明确与规范相关收费标准。还有，可邀请一些退休老师、家长及有资质的社会专业人员等志愿者参与进来。 在管理上，要帮教师做好“减”法，让教师有足够的时间研究教学、提升教学效率和质量，学生减负才能落到实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