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总二三事

　　□王华基[羊城晚报社原副总编辑]

　　前不久才得知关总生病住院了，原想待疫情稍缓些便去探望他，谁知最终未能见他最后一面。他走了，依稀还能见到那远去的背影……

　　自羊城晚报复刊以来，我与关总共事时间不算短。当时报社是蜗居于广工校园的一座二层危楼中，另在楼前搭了个简陋的窝棚，我所在的采访部就在窝棚里办公。百多号员工挤在这小小的角落，想不碰面都难。一天，一个大个子从前面走过，身边的同事小声告诉我：“他就是关国栋，副刊部的主任。”于是多看了几眼，觉得他粗壮却不失儒雅。因为在学校时，我们一班同学就爱看老晚报的《花地》《晚会》，对副刊的编辑自然也就多了几分敬意。不过，在后来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我与关总没什么直接交集。

　　直至1991年，我进了报社领导班子，才直接与他有交往，他那时已担任报社总编辑多年。记得那次他找我谈话，一开口就说，他是代表组织对我进领导班子“谈点希望”的。我当时就想，他作为报社领导班子的第一把手，与我谈话还要预先声明是“代表组织”吗？这也太认真，太讲规矩了吧！但他就是这么一个人！忠厚老实，做事总是中规中矩，甚至让人觉得有点古板。他当时向我介绍了报社不少情况，谈了好几点希望，真诚坦率，让我非常感动。

　　也许他不像别人那样“霸气”，那样激情澎湃，文采飞扬，但听了他一番话后，却觉得他有自己深思熟虑的一套。他是科班出身，做事稳扎稳打。在《羊城晚报》复刊后的首任总编辑吴有恒同志提出“反映生活，干预生活，引导生活，丰富生活”十六字编辑方针的基础上，他审时度势，又提出了《羊城晚报》要坚持“姓党，姓晚又姓羊”的办报方针，这是个创新。后来才知道，这“三姓”影响不小。

　　1989年初，我曾到北京参加过中国新闻学会举办的一个全国高级新闻研讨班，记得有个老师居然在课堂上提到关总的这个方针。如今回过头来看，当时的舆论场还真是暗流汹涌。如没有很强的政治敏锐力，很容易被某些似是而非的观点所迷惑。可见关总提出的羊晚“三姓”，不仅当时对正本清源很有针对性，而且至今都还有指导意义。

　　关总任报社总编辑8年，让我印象深刻的，还有1992年至1993年间《羊城晚报》的多次扩版。我当时担任编委（即后来的社委）兼总编室主任，就是在关总直接指导下，参与了晚报的多次扩版策划及落实，亲身体验到关总对扩版的思路及具体做法。他广纳众言，择其善者而从之，因此，当时几次扩版都深受好评，让《羊城晚报》再上了新的台阶。

　　“斯人已逝，幽思长存”。关总为《羊城晚报》付出的，还有许多许多，他是为了《羊城晚报》而燃烧尽生命的！他对我个人的关心与提携，珍藏在我记忆的深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