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广州团一大广场及团一大纪念馆 |
|
|
广州团一大纪念馆内1：1复原的团一大开会场景 |
|
|
纪念馆陈列油画描写“五四运动”景象 |
文/羊城晚报记者 黄宙辉 鄢敏 文艺 通讯员 任海虹 岳青 图/羊城晚报记者 宋金峪 2022年5月12日，在中国共青团成立100周年之际，位于广州东园旧址内的团一大纪念馆建成开放，为庆祝建团百年谱写出独特的南粤乐章。 百年前，一群怀着先进信仰的热血青年在此召开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以下简称“团一大”），广州因而被视作共青团的“产房”。值此建团百年之际，羊城晚报记者翻阅史料以及实地走访发现，在广州这片红色热土，除了东园，其实还有一批有着共青团成长印记的百年史迹，如广东省立宣讲员养成所遗址、中共三大会址、黄埔军校…… 从2012年开始，由共青团广州市委、广州青运史研究委员会组织的团一大寻档小组，分赴国内外早期地方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活动地区及相关收藏单位，爬梳搜寻，收获了一大批珍贵史料，也为我们今天的缅怀增添一份真切与感动。 东园：私人府园变身“革命空间” “团一大”选在东园举行，并非偶然。这里曾是清末的私人花园别墅，“五四”前后已成为广州民众参与公共活动的活跃场所。据记载，孙中山先生曾经八次在这里演讲和宣传革命，广州各界也曾多次在这里举行群众集会。如今，当年东园的建筑物已不存，只有一座拱门设计的门楼保留，上方嵌有“东园”二字的石额还历历在目。 1922年5月5日至10日，团一大在东园召开，参会人数达1500多人。据曾参加过省港大罢工的老人回忆，当时东园内有一座用茅竹搭起的纳凉棚子，面积约30平方米，团一大召开时，竹棚就被布置成主席台，台上挂着一幅马克思画像。 1922年5月5日下午，团一大开幕式在东园的茅棚和小广场举行，青年共产国际的代表达林等二人和中共中央局领导人陈独秀、张国焘等都出席了。开幕式首先由24岁的大会主席张太雷致辞，他在发言稿中有这样斩钉截铁的词句：“社会主义青年团一方面为联络革命运动，并且帮助中国无产阶级训练，而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之敢死队。”与会代表随他三呼“社会革命万岁”的口号，现场声浪热烈。 随后，作为中国共产党创始人的陈独秀登台，发表了题为《马克斯的两大精神》的演说。他开口便说：“今天有两个大会，一个是马克斯纪念大会，一个是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大会……”这二者的关系在于：“社会主义青年团就是根据马克斯的学说而成立”。接着，他宣讲了马克思的两大精神——实际研究、实际运动，希望青年们尤其是社会主义青年团员，“不要把马克斯学说当成老先生大少爷太太小姐的消遣品”。 从5月6日到10日，一连五天，团一大一共举行了八次全体代表会议，出席的代表包括蔡和森、邓中夏、张太雷、施存统、俞秀松、谭平山等25人，代表北京、上海、长沙、武昌、广州等15个地方团组织。大会最后一天、5月10日晚上，代表们以无记名投票方式选出了团一届中央执行委员会，施存统、高君宇、张太雷、蔡和森、俞秀松当选为团一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施存统任书记。 素波巷：青年人才的“养成所” 今天的广州市第十中学（今素波巷30号）距离团一大广场约1.8公里，当年是“广东省立宣讲员养成所”所在地，这是另一处与“团一大”息息相关的重要史迹。资料显示，在团一大召开前，会议组织者们就在这先行召开预备会议，当时为素波巷19号。 广东省立宣讲员养成所是中国共产党人早期创办的培养宣传人才的学校。1921年初，陈独秀在担任广东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期间，以政府名义设立该养成所，教员有谭平山、谭植棠、谭天度等，许多学员成为广东早期的党、团骨干。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举行，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同年8月，谭平山就在广东省立宣讲员养成所召开会议，成立中国共产党广东支部。中共广东支部还在养成所创办了“注音字母教导团”等，授课教师有意识地向听众讲授和宣传马克思主义。 青年团员也在此地活跃起来。谭平山等人开始筹备成立广东社会主义青年团。1922年2月26日，广东团组织创办《青年周刊》，在创刊《宣言》中明确提出：“‘社会革命’四个大字，就是我们的先行旗帜。”3月14日，广东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这本周刊成为广东团组织的机关刊物。这前后，广东团组织与当时在上海的团临时中央局联系，积极讨论团一大的前期筹备工作，谭平山发出了那封著名的建议信：“大会地点，如能改在广州更好，因为比较的自由。” 养成所的原建筑已不存。1928年，广州市第十中学的前身兴华中学在其遗址上重建了现在的建筑本体。1995年，原养成所教师、广东党龄最长的老共产党员谭天度同志亲自来到这里，指认并确定了遗址的具体位置。 2021年，该遗址进行了全面修缮。修缮后的小红楼变成了两层展厅，一层设置为情景复原厅和多媒体互动室。玻璃展示框中《新青年》第九卷第三号的原件弥足珍贵，被当作“镇馆之宝”。展厅里的宣讲员告诉羊城晚报记者，“当时陈独秀先生没有参加中共一大，所以他在1921年7月1日刊出的这本《新青年》里发表了一篇文章《政治改造与政党改造》，委婉地发出了中国共产党即将诞生的信号”。 中共三大会址和农讲所：党对团悉心关怀 团一大闭幕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青年团加强自身的组织发展和组织建设，引导青年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1923年6月，在民国初年的东山恤孤院路，一幢两层砖木结构的普通居民住宅里，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秘密召开。对于百年团史而言，这次大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关于青年运动的决议案》也至为重要——“第三次大会认为青年运动为本党重要工作之一，所以对于社会主义青年团应极力加以组织上指导上之援助。” 旋即，1923年8月在南京召开的团二大即接受中国共产党的“指导及帮助”，明确了团组织在政治上必须完全服从党的主张，对于中共三大决议“愿努力协同中国共产党诚实执行”。 此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社会主义青年团积极带领团员和青年参加到帮助国民党改组的工作中，并选派团员和青年共产党员到黄埔军校和农民讲习所学习。1924年5月，黄埔军校第一期开学，在500余名学员中有1/10是青年团员或青年共产党员。日后，他们成为了国民革命军的骨干力量。 “他们几乎都是由各地共产党和青年团组织选拔而来。”广州农讲所纪念馆收藏的《广东农民运动（一九二二—一九二七）》一书中，也记载了青年团员到农民讲习所学习的情况：“第三届发展党员二十多人，第四届发展五十多人，第五届也成立了青年团‘农所支部’。”在后来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等武装起义队伍中，都有这些骨干学员勇毅顽强的身影。 访谈： 上下求索是为了告慰历史引领青年 连莎 (广州青年运动史研究委员会研究室原主任) 羊城晚报：在刚刚落成的团一大纪念馆里，有您和同仁们十多年来四处奔走寻找到的珍贵文物、资料吗？ 连莎：在2011年时，为迎接建团90周年，广州就启动了团一大史迹展的筹备工作。在梳理团一大历史过程中，我们发现有些人物没有搞清楚，对团一大召开前全国到底有多少个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也存有疑问，感到很有必要去各地进一步收集史料。 在此背景下，团一大寻档小组成立，从2012年下半年开始分赴上海、北京、长沙、武汉等早期社会主义青年团所在地，与当地学者展开交流、深入探寻。一年下来，我们搜集到了160余件珍贵史料文物，包括保存较好的“五四运动宣传单张”等。团一大纪念馆就保存着十多年来搜寻到的团一大代表俞秀松睡过的床、金家凤用过的杯子等。 羊城晚报：寻档小组为何远赴俄罗斯？收获如何？ 连莎：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是一个有着百年历史的档案馆。近年来，该馆不断解密公开20世纪初中期历史档案文件，其中不乏共产国际和苏共与各国革命党往来的史料、苏联对外关系史料等。 2013年9月1日，由共青团广州市委组织的团一大历史寻档团队前往俄罗斯。在莫斯科期间，我们找到了关于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建立时期的一大批材料，如青年共产国际关于中国建团的一系列会议文件、团临时中央局筹备召开团一大的资料、团一大召开期间的详细会议记录等珍贵历史档案资料，共拍摄了3934张史料照片，其中有很多是国内学界未发现过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李玉贞激动地评价：“其价值不亚于一面考古挖掘出来、保存完好的铜镜！” 羊城晚报：团一大纪念馆的落成和我们今天对共青团史迹的珍视和保护有怎样的意义？ 连莎：一直以来，广东各界都有呼声，希望加强对团一大历史的研究，倡议在广州建设有关团一大的历史纪念馆。2002年4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址纪念碑”在东园落成。2012年，广东多位专家学者就此事再次进行商议，并向上级陈述情况、展示研究成果。纪念馆原计划在2016年落成，但根据建设现场的实际情况，该规划后来分步走，即团一大广场在2012年5月落成揭幕，团一大纪念馆则在2022年5月开馆。 广州是中国共青团起航的地方，拥有一批与团一大息息相关的史迹和文物。在建团百年之际，纪念馆的建成承载着回顾、缅怀与传承。我想它的意义是面向未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引领中国革命的接班人——青少年未来的路，让他们走得更稳、更好。 延伸： 性别容貌生平百年扑朔 团一大代表叶纫芳之谜今解 1922年5月5日至10日，叶纫芳以“汕头sy”代表的身份参加了团一大，且有资料显示，他是曾与谭平山、达林、张太雷等团一大代表有过接触的汕头社会主义青年团方面负责人。但对于其性别、照片和生平等皆不详。 大革命时期参加革命的老同志李春炜回忆，他曾与叶纫芳有过照面，认为叶是女性。但根据罗章龙等人的回忆线索及相关照片资料，又能得出叶纫芳是男性的结论。罗章龙曾与毛泽东、叶纫芳等人同在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工作近两年之久，一般认为他的回忆似更具可信度。 通过在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发现的档案，专家们看到，叶纫芳曾在团一大开幕式上的发言中说道：“兄弟得此机会参与盛会，令我发生好多感想和希望……”同时发现的1922年3月14日广东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大会史料中，谢英伯（男）等七人也均有自称“兄弟”的表述，应可作为叶纫芳是男性的一个佐证。 根据这些线索及相关研究，广州团一大寻档小组2020年终于在江西寻访到了叶纫芳的后人，更以团一大签到簿上的笔迹与他在家乡留存的笔迹相对应等证据，确认了这位团一大代表的基本情况。他使用过的钱包和眼镜，如今已在团一大纪念馆的基本陈列中公开展出。 （本期由共青团广东省委员会、共青团广州市委员会协助采写并审稿。特此致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