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黑板报

　　□朱寿桐

　　往事并不如烟那么朦胧，无可捉摸。我觉得往事如絮，虽飘忽不定，但可以捉摸，一旦捕捉到，还相当清晰。特别是当年做学生的时候，主编黑板报、壁报的情况一一如在目前，像放电影一样。

　　那是改革开放如火如荼的年代，大学生非常热心于发表自己的创作，黑板报和壁报就成了主要的发表平台。我一开始以志愿者的身份主编班上的黑板报，后来当了中文系学生会宣传部长，理所当然成了系黑板报和壁报的主编。这么多年，做过不少主编，包括像《华文文学》这样重要刊物的主编，现在也还在做着《中国文化论丛》的主编，不过我还是特别怀念学生时代当黑板报主编的感觉，那才叫说一不二，首先是编辑稿件，予取予夺；然后安排版面，指点江山，纵横捭阖。

　　一开始编辑班级黑板报，是不是有主编名义不知道，但是有个编委会的，记得我给班级黑板报取的名字叫“涟漪”。后来负责黑板报长廊的中文系板块，当然也就是主编了。每次在黑板报前指点版面，修改文字，感觉很好。有多好？当时主持各系黑板报的署名单位都是各系学生会宣传部，但一般用简称，历史系学生会宣传部简称“史宣部”，政教系学生会宣传部简称“政宣部”，我们中文系学生会宣传部差点也想用他们的那种简称法，都已经写在黑板报的题头上了，想想还是觉得不合适，就让抄写的同学抹去，换作“中文系会宣”。

　　当年还真有办刊物做文化的意思。记得当时一位托名为“潘晓”的人在《中国青年报》上发表“人生的路啊，为什么越走越窄”的议论，立即在社会上引起热烈争论，我们的黑板报立即跟进讨论，各种各样的不同观点碰撞、争议。后来学中国现代文学史，才知道五四时代早已经掀起过这样的讨论。有的朋友写文章说，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的这场人生问题大讨论其实是对五四时期“人生究竟”大讨论的呼应，我觉得有些夸张，不过联系还是有的。

　　俗话说真理越辩越明，其实未必。文化辩论同许多学术辩论一样，往往越辩越模糊，不过这种辩论过程，越是认乎其真，越是显得精彩。因此，我的主编生涯，应该说还是在编辑黑板报的时候最显得“高光”。那是一种看得见的“高光”。设想一下，下课之后，大食堂前，黑板报抄写还没有完工，一群一群拿着白搪瓷饭盆的认识的或不认识的学友，都围在板报前浏览，有时候居然会围上两三层。读者如此踊跃，对于编者自然是一种无比的激励。这些可爱的读者宁愿推迟打饭时间也要站在那里将黑板报“披阅”一过，或泯然一笑，或略有所思，或微微颔首，或一脸茫然，然后从围读的人群中悄然退出。

　　那时候我们的黑板报和壁报，扛着“中文系”的牌子，很有号召力。壁报每期必有小说，黑板报也常有小小说，这在当时的大学生中最受欢迎。记得李振鹏同学发表过一篇《烦人的酒香》，说的是冬至夜一个市民因为买不到计划控制的商品黄酒，闻着满街巷黄酒的香味而略感烦恼的故事，人物清晰，文笔老到，情绪把握得不温不火，至今仍有印象。在那里发表小说的还有陈茂学同学、戴建平同学等。在黑板报上发表诗歌者颇多，当然也以中文系的作品为佳盛。严月明同学喜欢写宝塔形诗歌，李勤璞同学的诗不仅给同学留下深刻的印象，连老师也都格外关注，记得他在黑板报上发表的一首《人民英雄纪念碑在注视》，教当代文学的廖慧予教授竟然拿着她的备课本，站在黑板报前，一字一字地抄录。对了，由于有较为厚实的诗歌创作基础，我们曾经发起过“诗歌征集活动”，向全校学生征集诗歌，此事得到了大学校报编辑部的支持和参与，扩办成全校性的诗歌征文活动。

　　我们的黑板报有一些王牌栏目，包括署名大卫的一位学长的漫画，他为我翻译的《大拇指汤姆的故事》所配的只有拇指大的汤姆的图像，既洋气又潇洒。还有后来成为著名语言学家的刘丹青学长，他以“单青”的笔名连载的语言学小词典条目，都是十分受欢迎的内容。

　　中文系的黑板报显然比较讲究学术性。我在上面发表过一篇《论应启后老师的讲课艺术》，分析应老师讲课“反向举例”的特征。应老师所教的课程是《马列文论》，他能以非常生动的比喻和非常生活化的情景阐释非常深奥的文学理论。他最精彩的讲课方法是“反向举例”，即从命题的反面假设某种尴尬甚至不堪的情形，让学生从对这种尴尬或不堪的领悟中了解相关命题的意义。比方说，他讲文学中“较大的思想深度”与“莎士比亚化”的情节生动性的关系，立论说：思想深度非常重要，但文学作品不能光是思想，必须要有相应的故事情节和生活内容加以承载；文学艺术的思想深度譬如人体需要的葡萄糖、维生素，但人体如果直接接受纯粹的葡萄糖、维生素，那滋味就不好受，必须跟可口的水果、蔬菜一起进食，才是享受，才能愉快地得到滋养。这应该是我写过的论文中唯一的一篇“教学研究论文”，它就揭载于我们的黑板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