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赵毅衡 崔莹是个奇女子：个子和面貌都很精致，背包里永带着电脑，胸前挂着笨重的职业相机。她似乎永远在疾走，到新的地方去。她曾说：“我要走一百个国家，采访一百个有趣的人。”我想这个目标可能早就达到了，但她依然在走，看来世界上不会有她不会去到的地方，很快就会没有她不曾去过的地方。 崔莹的笔头与思想都奇快，同时做国内近十个报纸刊物的驻英记者，在好几个刊物上发表定期专栏；题材之广，内容遍地开花，遍题开花，可媲美她的旅行之远：从小说插图史，到希腊诸神传奇，到花卉美食。我只见过崔莹两次，当我听她说起她的工作计划，已经觉得晕眩如在旋风中。当我看看坐在她身边的天文学家丈夫，我猜想，这位丈夫看来跟不上这速度，只能一边固定望着星空某一点，一边羡慕地望着她在全世界飞。这位绅士风度的英国天文学家，名叫“崔马克”，竟然姓“崔”，必须的。 我承认：这样的介绍，有点像狄更斯小说的插图，略带夸张的描写，有点调侃的钦佩。如此写也许会导致误解，以为崔莹是个浅尝即止，走马观花的“随笔家”，处处留意的“包打听”。当这本500多页的巨作出现在眼前时，我们会突然发现一个“后真相”，一个出乎意料之外的意料之内。 这就是真正的崔莹，她的工作作风恰好相反：深入寻问，调查追索。早在新世纪头十年，她就出版了三本巨厚的采访集《做最职业的记者》、《做最创意的节目》、《做最有钱的杂志》。每本采访20人，每本300多页，题材都集中在她的本行：新闻传播。原来她是新闻系科班出身：2000年山东师范大学本科，2005年英国龙比亚大学硕士，爱丁堡大学社会学博士，硕士毕业时就获得记者大奖。 她本应当就是活跃的职业新闻工作者，而一个真正的记者，就应当关注任何社会文化问题。但崔莹的思维兴奋点，她的兴趣，远远不在新闻业本行，而在新闻业的对象，天下事都是她笔下事，难怪她还是个极有创造力的纪录片导演。 从2014年到2020年，崔莹采访了88人，汉学家、历史学家、文学家、各界有成就的人物，呈现在我们眼前，接受问题挑战。最后她从中挑选了52人，写成了眼前这本巨厚的书。 采访88人，这工作量有多大呢？以6年计算，每年15人，每20天采访1人。这工作要有多大的持之以恒和精力？假定采访一人要至少读此人4本书，那么总共要读350本书，而且要带着问题读。而为了明白应当参访哪些人，需要读更多的书。仅仅这份辛苦，就不是一般人能坚持的。 虽然崔莹采访的主要是写作者，但写作者的身份，题材之寛广，题目之多样，令人惊异。被采访的人中，学者与作家居多，这不奇怪，文化人讨论的不仅是自己，更是它们的研究对象。而“非文化人作者”身份之多样，更令人惊异：从法官，到殡葬师，到时装模特；从波兰人，到印度人，到巴西人、以色列人、越南人。这些人写的基本上是自己的经历。这就要求采访者事先对更多的陌生题目做足功课。由此一来，工作量又翻多少倍？ 这本书是作者知识面的展示、兴趣面的产物，意志力的结果，更是她眼光敏锐的见地。能够对另一个完全不同的文化（如书名所说“另一端”的文化）了若指掌，而且找到那么多兴奋点，这就不仅是文化融入的能力，更是内心包容力的胆略。就这一点而言，我在认识的人中，还找不到类似崔莹的人物。 我曾经为中国人到国外留学、留居、任教的著名人物画群像，也对在国外写作，无论是用英语还是汉语的作家，做群体观察，一言以蔽之：写的永远是中国题材，想的永远是中国经验，我称之为“题材自限”。从某个意义上说，这当然没有错，他们内心永远是中国人。但崔莹不同，既然走出国门，就自觉成了中国文化的“无冕大使”， 她为我们介绍不同文化中发生的事，让我们看到“文明多样性共同体”中真正的多样性，她不做旁观的访客，不是拿着望远镜看邻家花园，而是登堂入室，与他们促膝而谈。 崔莹的这本采访录，完全没有这种“题材自限”。除了采访汉学家的篇章，其余的采访，都把“从中国人的眼光看”隐藏在文字背后。她写的不是一个居留西方的中国人会感兴趣的事，不是中国人自己照镜子，她写的是一个敬业的记者所发觉的异乡异事：那边发生的事情，那边居住的人。 在我读到过的所有中国人写国外的作品中，这是一本难得一见的奇书：不是从这边谈那边，而是在那边谈那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