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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海基层立法联系点与全国人大连线上报相关立法意见 |
羊城晚报记者 侯梦菲 通讯员 李艳华 胡可滢 林晓恩 2020年7月，江门市江海区人大常委会被确定为全国第二批、广东省唯一的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基层立法联系点。两年来，江海区人大常委会基层立法联系点（下称“江海基层立法联系点”），让基层群众的立法意见建议“直通”国家最高立法机关，目前（截至今年8月中旬）共完成44部法律法规草案的意见征集，上报682条意见建议，70条被采纳。 江海区人大常委会主任余志坚认为，基层立法联系点最大的意义或许在于让更多群众明白，立法不是高高在上的，而是每个人都触手可及的。 基层群众立法意见直抵国家立法机关 羊城晚报：江海基层立法联系点如何让基层群众的意见建议“直通”国家最高立法机关？ 余志坚：我们设立了59家立法联系单位，并组建由105名学者参加的立法联系咨询专家库以及由56名立法联络员和350名信息员组成的立法联系工作队伍，他们能够发挥专业特长，并广泛深入到基层群众中收集立法意见和建议。 收集意见的渠道分为线上和线下，包括走访、调研、座谈、视频会议、电话会议、微信公众号等。收集到的“原汁原味”的立法意见，直接传递至国家最高立法机关，沟通渠道不经过任何第三方，无需送省、市的有关机关审批，能让群众的意见“直通”国家最高立法机关。 与此同时，全国人大也非常重视与基层群众“面对面”交流。今年以来，我们已经与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举行了4次视频会议，每次我们都会邀请与法律草案相关的群众参会，让基层声音从“江湖之远”直抵“庙堂之高”。 羊城晚报：在线上征求意见十分便利的前提下，设立基层立法联系点的意义是什么？ 余志坚：线上意见征集渠道不可或缺，它可以突破时空限制，让群众自由地表达自己的观点。但线上意见征集不能完全替代线下意见征集。江海基层立法联系点自2015年成为省、市人大常委会的基层立法联系点，2020年成为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基层立法联系点，积累了一些工作经验。我们发现线下意见征集有着线上意见征集不可比拟的优势，线下意见征集的精准度、产出量更高。 比如，我们经常采用的线下意见征集方式“座谈会”，可以召集与法律法规草案内容密切相关的部门和群众参与，通过“面对面”的交流，大家畅所欲言、相互启发，不但积极对草案提出意见，还能就群众关切的热点问题深入讨论、交换意见，达到各方利益均衡的效果，实现程序民主和实质民主相统一。 人民群众参与民主实践越来越广泛 羊城晚报：对于基层群众来说，您认为基层立法联系点的最大意义是什么？ 余志坚：基层立法联系点是汇聚民意民智的“直通车”，一头连着国家最高立法机关，一头连着基层群众，不仅有效地推动了科学立法、民主立法，还推动着监督执法、促进守法、宣传普法不断深化。设立基层立法联系点的最大意义或许在于让更多群众明白，立法不是高高在上的，而是每个人都触手可及的。 自江海区人大常委会被确立为国家级基层立法联系点以来，我们不断完善工作机制，拓宽工作网络，畅通民主参与渠道。如今，在江海区，民主立法观念正逐步深入，人民群众参与民主实践越来越广泛，意愿表达越来越充分，充分展现了基层民主的蓬勃活力。 比如，近期我们刚完成《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强制执行法（草案）》的意见征集工作，共收集到334条意见建议，梳理整合后上报130条。这次的征集数量也是江海基层立法联系点确立以来单部法律草案呈报意见最多的一次，说明群众的法治素养和参与民主立法、公共事务的积极性得到了进一步提升。 在大湾区其他城市增设信息收集点 羊城晚报：下一步，江海区人大常委会如何更好地发挥好“国字号”基层立法联系点的作用？ 余志坚：江海基层立法联系点活动中心以及其楼下配套的江海法治广场，已经成为江门的“法治地标”。目前，我们正加快推进联系点活动中心二期工程的施工，计划在年底建成并揭牌，我们将在活动中心整体打造全过程人民民主实践基地，为五级人大代表提供交流和履职的场地，让联系点的工作更加贴近人民群众。 同时，我们还将立足国家级高新区特点和江门“侨乡”特色，引导市内大型工业企业、高新企业参与立法工作，听取意见、收集需求。同时，我们将为华侨华人、港澳同胞开设法律法规意见征集“专场”，及时收集侨胞法治需求，创造条件让侨胞积极推荐和传播祖国传统文化、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经济发展成就。 根据工作需要，我们将在江门市、粤港澳大湾区内其他城市设立信息收集点，努力构建辐射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全广东的工作格局。例如，目前，我们通过与深圳的一家律师事务所合作，邀请法律专家积极反映立法建议意见。 此外，基层立法联系点不仅服务于国家立法，同时也是提升社会治理能力、优化社会治理格局的重要渠道。我们将立法意见征集的过程转化为宣传普及法律、弘扬法治精神、倾听民意、反映民声的过程，将“法言法语”转换成“百姓语言”来宣传、解释，组织和引导群众进行广泛讨论，从而推动基层社会治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