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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兰妮（广东省作协副主席、深圳市作协主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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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第一家精神病院——广州市惠爱医院。嘉约翰摄于1900年 受访者供图 |
文/羊城晚报记者 孙磊 实习生 梁善茵 8月21日，2022年南国书香节期间，李兰妮在广州四阅新华书店（琶洲店）举办了《野地灵光——我住精神病院的日子》分享会。 8月22日，《野地灵光》从338部（篇）参评报告文学中脱颖而出，成为第八届鲁迅文学奖报告文学奖10部提名作品之一。去年11月，该书曾获评2021年深圳读书月“年度十大好书”。 动笔契机： 决心自救并救人 在身患重度抑郁症的十余年间，李兰妮时常“造访”各医院精神科，她的创作观也随着对这种疾病的认知而改变。一次，她偶然翻阅资料时，发现广州惠爱医院是我国第一家精神病专科医院。一个萌生已久的“大胆”念头从潜意识的冰山下浮出脑海——去精神病院观察其他精神病人的生活日常，揭开这个沉默而边缘的群体的忧欢苦乐。 2008年，李兰妮出版过《旷野无人——一个抑郁症患者的精神档案》，该书记录了她患抑郁症期间写下的82篇认知日记，诉说与疾病作斗争的生活片段，并从生理、心理、社会和文化等角度反观自我。2013年，她又一著作《我因思爱成病——狗医生周乐乐和病人李兰妮》面世，书中讲述了“狗医生周乐乐”陪伴自身的温情点滴，探讨当代国人的精神疾患和生命困境。 比起上述两部作品，李兰妮更迫切地需求一个答案：怎么样才能给精神患者带来希望？怎么样才能帮助他们从黑暗中走出来？源于救人和自救的决心和勇气，李兰妮深入第一现场，先后在两家精神病院进行零距离创作，这便是《野地灵光》的雏形。 “我深入幽暗深谷，用属灵的心寻找光明。爱是旷野的一缕光，身在旷野的人啊，你一定要相信，会有一束灵光为你而来。”以笔为炬，造字为影，李兰妮希望透过纸页为精神病人传递一道照亮道路的光。 自我疗愈： 呈现边缘世界 《野地灵光》记录了李兰妮住院治疗的过程以及对精神病院的内部观察，呈现出精神病人真实的苦痛和生活状态。 作者以在广州惠爱医院和北京大学第六医院的住院经历为主脉络，分为上下两篇。每一章节的末尾附有医学选摘和历史闪回，前者基于医学角度，分点介绍精神疾病相关的医学术语和卫生组织；后者则站在历史角度，梳理了世界精神医学史以及中国精神病院百余年历史的重要节点。 文学对李兰妮而言，是一种自我疗愈。“我写这本书，实际上是在书写灵魂之痛，描绘生命的尊严和灵魂的高贵。我希望它能够超越文学本身的价值，完成启蒙精神健康的使命。”从第一次入院到新作第三稿定稿，李兰妮历时近两年，完成了自我剖白。 文学评论家、出版人潘凯雄曾评论该书：“对精神病院这样一个题材，成书的社会价值远远大于文学价值。如果我们有一个好的文化环境，有好的著作传递对这个病的合理认知，一些不必要的悲剧会少很多。这是这本书的最大价值。” 在中山大学教授林岗看来，无论是李兰妮还是《野地灵光》都非常了不起：“作为作家，她用文学的笔法梳理了中国近代以来精神病的脉络，把一个相对边缘的世界呈现出来；作为抑郁症患者，她一次次重返会给自身带来痛苦的现场，用牺牲自我的精神去深入生活，这是一个作家的勇气所在。” 访谈 关注生命和人的本质存在 羊城晚报：进行这个特殊题材的创作，是出于什么初衷？ 李兰妮：首先我自己有精神疾患，我深知这个群体的边缘和孤独。2008年，我出版了《旷野无人——一个抑郁症患者的精神档案》，这本书后来翻译成法文版，巴黎友丰书店的创办人潘立辉先生告诉我，外国读者对这个话题很感兴趣，于是我更坚定了对精神病人困境的书写。 随着相关文献资料的收集，我被很多惊人数字所震撼。国家卫健委疾病预防控制局2018年公布数据显示，截至2017年底，我国精神障碍患者超过2.4亿人，总患病率高达17.5%；严重精神障碍患者超过1600万人。这说明精神疾患不只是一种单纯的疾病，而是当下突出的全球性公共卫生问题。 在2013年前后，我参加了很多公益活动，为不同群体预防抑郁症做公益演讲。可是，很快我就意识到，要帮助他们走出来就必须深入到精神病患者的环境中，才能了解他们的生存困境和真实需求。这是我作为作家的使命，也是文学的使命和诉求，即关注生命和人的本质存在。 羊城晚报：写这本书的时候，您直接住进医院去体验，这样深入生活对您的创作来说有何意义？ 李兰妮：2014年，我到北京参加了中国作协全委会，会议强调，写作要深入生活，社会在发展，文明在进步，每位作家都应该有深入研究的课题。而我的关注点，就是“精神疾病+文学”领域。 这个领域是一片很神秘、很幽暗的深海，等待着人类去探索。我像一个没有学会游泳的人，穿戴着一身简陋的潜水设备，每一次刚刚没入海面，一种昏厥感和窒息感就会朝我涌来，几乎令我无法细看、无法表达。然而，我必须自救，然后才能去救别人，不管前面有多危险，我先去探一探路。所以我觉得，之前光是写在医院里头所说到的、看到的还不行，这还停留在一般层面上；我要住进精神病院，作为真正的病人去体察他们的生活。 在开始住院前，我做了五个多月的资料收集工作，也做好了充足的心理准备，清楚地知道要记录什么。可能是出于作家的本能，也可能是身为精神病患者的敏感，我有某种预测能力在深入调查的过程中发挥了作用。 化苦痛为力量，改为第一人称写作 羊城晚报：您在书写这本书时遇到最大的挑战是什么？又是如何克服的？ 李兰妮：最难的是如何保护患者的隐私。你要观察他们的语言特点、行为特征，然后根据具体病征突出他们的个性，但你要保护人家的隐私，不能够去追问各人的详细情况，揭开他们的伤口。在这本书中你会发现，我在广州惠爱医院住院期间，记录其他病人的家庭信息和心理状况是很少的；但在北医六院就不一样，那些患者会拉着我不断地说，所以后面的信息会丰富一些。 第二个难点是身处压抑环境的融入感，其他患者的病情会给我带来负面冲击。我深切体会到他们的绝望和疼痛，有时候恨不得找个地方躲起来，却无处可躲。能够让我稍稍缓解的是我的家人，那时候家人大概每周会来看我一次，包括我的弟弟、先生和母亲。后来在北医六院时，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刘稚也来医院看望过我。刘稚老师是我《旷野三部曲》的责任编辑，她鼓励我继续坚持一段时间，寻找光明和希望需要有足够多的体验。 一言蔽之，就是化苦痛为力量。虽然在完全陌生的封闭环境里，我看不到亲友和同行，但我知道他们都在我身后，会在我呼救的时候出现。 懂得守护精神安全，才有幸福生活 羊城晚报：这本书的结构经过了三次调整，具体有哪些变化？ 李兰妮：写第一稿的时候，我把所有收集得来的东西全部“倒出来”。到了第二稿，我注意到中西方书籍和公共媒体发表的医学资料和科普文章，于是想到把这些精神病学知识和历史材料加到书中。除了感性的内容，我希望能够给读者梳理出一些理性思考。 世界和中国的《精神病学教科书》指出：当今精神病学及治疗进入了新的医学模式，即“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看了有关的医学论著后，我重新捋了一遍思路，从生物学、心理学和社会学方面来阐述亲身见闻的例子。 第二稿出来后，整体读起来还是很生硬，感性内容和理性部分比较缺乏关联。于是，我听从了刘稚老师的建议，把叙述视角改为第一人称，然后把每个章节和历史表述、医学摘录进行糅合。转变视角后，我隐约感觉身在一个巨型荧幕中，现在进行时、过去式画面一一呈现出来。对读者而言，第一人称也有助于他们理解精神疾病领域的陌生表述，减少阅读上的障碍。 羊城晚报：普通大众应该如何对待精神病人这个群体？ 李兰妮：首先是尊重，学会理解精神病人。切忌主观臆断，不要因为猎奇心理去揭开他们的伤疤，这样不仅会带来误解，还会伤害他们。然后是要接受一点精神病学常识的科普，用知识消除普通人对精神病群体、精神病院的误解和偏见，这也是我现在最大的心愿。 我希望这本书能被更多人看见，进而传播。哪怕是书中的一句话、一个片段或者一个病案，都能对你现在或者未来的人生道路有所帮助。无论是患者、患者家属还是普通人，无论你处于哪一个行业，我们每一个国民都应有精神健康的常识，懂得守护精神安全，才能真正地享受幸福生活，分享现代生活中所体验到的美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