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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伯年近照 受访者提供 |
羊城晚报记者 王隽杰 1964年6月初，刚到部队工作7个月的梁伯年受上级指派，奔赴罗布泊实施我国首次核试验的早期γ-辐射测量工作，他搭上了前往新疆的列车。 这一去就是26年。 梁伯年扎根戈壁滩，参与了当年历次大气层核试验，将自己的青春岁月毫无保留地献给了祖国的核事业。他和战友们探索研究十余载，不断完善剂量仪的性能，最终建立起了一套可靠又简便的早期γ-辐射剂量测量方法。 “不断地去摸索” 今年83岁的梁伯年是广州白云区人，1958年高中毕业后，他来到华南工学院有机合成塑料专业就读。大学二年级注册时，学院将他调到了校内著名的“保密楼”，学习原子能相关知识。1963年8月毕业后，梁伯年被分配到部队工作。 1964年6月初，“新兵”梁伯年被委以重任——前往罗布泊，实施我国首次核试验的早期γ-辐射的测量工作。“我既兴奋激动，又感到承担如此重要的任务压力很大。”多年后，梁伯年还清晰地记得听到这个消息时的矛盾心情。 “帐篷、苦水和一望无际的戈壁滩”，这是马兰村留给梁伯年的第一印象。在艰苦的自然条件中，梁伯年和战友们不断进行各种实验，为第一次核试验的辐射测量做准备，“涉及到现场实验大家都没有经验，我们只能不断地去摸索。” 他还记得，7月的戈壁滩地表温度高达七八十摄氏度，为了研究如何在高温下保护测试仪器，测试仪器在多少度之内能保持精度等问题，他常常一整天都耗在试验场区，反复试验仪器的性能。 白天的工作结束后，夜里躺在床上，梁伯年的脑子里仍然在想着还未攻克的难题。常常在半夜有了想法，他第二天便立刻去付诸实践。 在亲身经历的22次大气层核试验中，1966年的第3次核试验给梁伯年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次核试验是采用飞机空投的新型实验，为了保证测量效果，有专家提出通过放气球的方式让中子测量元件尽量靠近爆心。 由于戈壁滩气候恶劣，为了保证万无一失，气球需要在零前4小时放在预定位置待命，而准备、安装气球需要30多个小时，这要求梁伯年和战友们必须做到分工精细，流程顺畅。那一次核试验中，梁伯年是最后一批撤退的人之一，4个小时是他撤离爆心仅有的时间。“要是当时汽车抛锚在半路，后果不堪设想。” 梁伯年回忆道。 提供标准数据 在戈壁滩奋斗的岁月中，精确地测量核爆炸早期γ-辐射剂量及其分布，始终是梁伯年研究探索的方向。 从第2次核试验开始，梁伯年成为了核爆早期γ-辐射测量工作的负责人。核试验基地的条件有限，为了获得实验所需要的多种辐射源，梁伯年跑遍了全国各地，先后与复旦大学、清华大学、长春光学机械研究所等单位协作进行研究工作。梁伯年说：“这个项目可谓是集合了当时全国最先进的设备和技术完成的。” 在多年的努力下，梁伯年带领团队完善了对剂量仪性能的研究，同时对现场测试装置不断改进，建立起一套完善、可靠、简便的早期γ-辐射剂量测量方法。 当年参与核爆炸的现场参试单位有很多，不少单位都有自己的辐射剂量测量结果。在一次全国辐射效应总结会上，梁伯年所在单位研究测量所得的数据被确立为唯一的标准数据，为此后各单位共同讨论研究各种效应物的辐射效应打下基础。
